论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
丘云卿 丘荣城 余筠源（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
内容提要：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
关键词：法律援助 和谐社会 共同责任 困境 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 “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
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 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 ，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代理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代理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代理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湖北省港口管理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７１号）
《湖北省港口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５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施行。
省长 蒋祝平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日
湖北省港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港口管理，维护港口正常秩序，发挥港口集散枢纽功能，促进我省水运事业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境内所有港口内通行、停泊、作业的船舶、排筏，设施所有人或使用人，进出港口的旅客和货物的货主，从事工程建设、港埠经营、港口管理及其他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执行本办法。
第三条 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港口管理工作。地、市、州、县（含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港口管理工作。
县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航务管理局、处、所（以下简称港口管理机构）依照本办法规定，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港口管理工作。
全省渔业港口的管理工作，由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水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各司其职，实施管理。
第四条 港口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港口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参与编制、监督实施港口规划；
（三）提出港口区域界线方案；
（四）负责港区内航道及岸线的维护和使用管理；
（五）征收港口规费；
（六）负责港口建设、保护和港埠经营的监督管理；
（七）调查、处理港口装卸作业事故，调解纠纷，查处违反港口管理规定的行为；
（八）行使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五条 各级港口管理机构，业务上受上级港口管理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水利、城乡城市、土地管理等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港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港口规划
第七条 港口规划，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应当服从城市总体规划，并与其他专业规划相协调。
第八条 编制港口规划，必须征求水利（或河道专门管理机关）、城乡建设、土地管理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方可按规定的程序上报审批。
第九条 港口规划的编制、审批程序如下：
（一）年吞吐量１００万吨以下（含１００万吨）的港口，其规划由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省辖市内，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级港口管理机构备案。
（二）年吞吐量超过１００万吨的港口，其规划由地、州或省辖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行署）批准，并报省港口管理机构备案。
（三）全省港口总体规划，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省人政府批准。
第十条 港口规划未经批准，不得组织实施。修改、变更港口规划，视同编制规划，按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港口所在地的县以上港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港口规划，合理拟定港口区域界线方案，并报本级人民政府（行署）审批。港口区域界线由批准机关组织划定或授权港口管理机构划定。
第三章 港口建设
第十二条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港口设施。港口设施建设实行“谁修建，谁受益”的原则。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三条 港口设施建设方案，须征得港口管理机构、水利（或河道专门管理机关）、城乡建设部门同意，方可按规定办理基本建设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港口建设过程中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居民安置等工作，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修建港口设施必须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避免损害道路、堤防及其禁脚地和其他设施。确实无法避免损害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修复等补救措施，或者承担补偿费用。
第十六条 修建港口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
港口设施竣工后，由港口管理机构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验收。凡未验收合格的，不得正式投入使用。
第四章 港口保护
第十七条 港口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港口养护，维护规定的港口水深和宽度，使港口设施经常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第十八条 禁止在港区内进行下列活动：
（一）挖取砂石、泥土（疏浚河道除外）；
（二）填河或筑坝造地；
（三）倾倒废弃物；
（四）设置碍航渔具，种植碍航植物；
（五）爆破、打井；
（六）损坏护岸和助航、导航设施；
（七）其他危害港口安全的活动。
第十九条 在港区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经港口管理机构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批准前必须取得其他部门同意）：
（一）养殖、捕捞水生物；
（二）堆放物料；
（三）设置广告牌、宣传牌和其他非港航业务标志。
第二十条 在港区内因修建桥梁、闸坝或其他工程，铺设缆线、管道等，需要改建、拆除原有港口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港口管理机构同意，并予补偿。
第二十一条 临时使用港区岸线，必须事先报经港口管理机构批准。在临时使用的港区岸线上，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设施；修建的临时性设施，必须在批准的期限内拆除。
第二十二条 在邻近港区的地方进行工程建设或从事其他开发利用活动，可能影响港区的水文变化或者危及港口安全的，建设或开发利用单位必须事先征得港口管理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第二十三条 港口管理机构应当划定港区内的停泊地、锚泊地，并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船舶在港区内停泊、移泊，应当服从港口管理机构调度。
第二十四条 对港区内的沉没物、漂流物，物主应当及时打涝清除。如沉没物、漂流物妨碍航行或港口作业，物主不能及时打涝清除的，港口管理机构有权采取措施，进行打捞清除，费用由物主承担（经物主同意，沉没物可变价抵作打捞费用）。
第五章 港埠经营
第二十五条 经营港埠业务必须征得港口管理机构同意，并向当地县以上港口管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和下列证明文件：
（一）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作业设备、设施；
（二）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
（四）固定的经营场所；
（五）一定的自有资金；
（六）其他按规定必须提交的文件。
第二十六条 港口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１０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
申请人在取得港口管理机构同意，并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开业。
第二十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的自用码头，如生产能力有余，可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二款的规定，取得合法资格后，经营港埠业务。
第二十八条 经营港埠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变更业务范围，或者歇业、停业的，应提前３０天向原批准机关办理变更业务范围或歇业、停业手续。
第二十九条 经营港埠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港口管理规章制度。依法缴纳税费、使用票证，并接受港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实行港埠企业年度审验制度。经营港埠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港口管理机构规定的时间提交年检报告及有关报表、资料。
第三十一条 凡属抢险救灾物资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运输物资，港埠企业应当优先装卸、运输。
在货物、旅客压港的紧急情况下，港口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疏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协助。
遇有抢险救灾等紧急情况，港口管理机构有权调动港区内的船舶、设施、设备和人力、物力进行救助，以保障遇险者人身、财产的安全。
第三十二条 经营港埠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港口管理机构报送统计报表。
第三十三条 港埠经营者发生港口业务纠纷的，当事人可申请当地港口管理机构调解；也可以依照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机关仲裁。凡调解无效或者事先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规费征收
第三十四条 港口规费由本省各级港口管理机构负责征收。港口规费的种类、征收标准及管理办法，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港口规费的缴纳义务人，必须按时足额向港口管理机构缴纳港口规费。
第三十六条 港口管理机构不得擅自提高征费标准或重复征费，违反规定者，缴纳义务人有权拒绝缴纳并进行举报。
第三十七条 减、免缴港口规费必须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批准减免。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八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在港区内采砂、取土、堆放物料、爆破、打井的，由港口管理机构会同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依照国家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其情节轻重，由港口管理机构给予行政处罚：
（一）未经批准，在港区内兴修建筑物，使用岸线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并处以２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的罚款。
（二）在港区内擅自填河或筑坝造地，养殖、捕捞水生物，倾倒废弃物，设置碍航渔具、种植碍航植物的，责令停止作业或采取保障港口安全作业的补救措施，并处以２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的罚款。
（三）未经批准，擅自经营港埠业务的，责令其停止营业，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１至３倍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损坏港口设施的，由港口管理机构责令其修复或赔偿，并处以相当于直接经济损失额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未按规定的期限缴纳港口规费的，港口管理机构除责令其限期补缴外，按日加收滞纳费款３‰的滞纳金；故意拖欠或抗缴港口规费的，除责令其限期补缴，加收滞纳金外，处以拖欠或抗缴费款２倍至５倍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所有罚没收入按《湖北省罚没收入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港口管理机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六条 港口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有关问题，由省交通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