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市场调节价格监督管理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4月18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6年6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市场调节价格的制定
第三章 市场调节价格的调控
第四章 市场调节价格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场价格监督管理，规范市场价格行为，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国家利益和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市场调节价格，是指由生产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的商品和经营性服务价格。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范围之外的商品和经营性服务价格，均实行市场调节价格。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生产经营和经营性服务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本条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包括地区行政公署，下同）负责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市场调节价格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市场调节价格监控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价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市场调节价格的监督管理工作。工商、审计、财政、税务、公安和技术监督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物价部门做好价格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物价部门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向乡镇派驻物价监督检查人员。

第二章 市场调节价格的制定
第六条 生产经营者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可依法自主择定市场调节价格的定价策略、作价方法和调价时机。
第七条 生产经营者对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经营性服务价格的制定、调整有权提出建议。
第八条 生产经营者制定列入价格监审范围的商品和经营性服务价格，应当依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向物价部门申报或者备案。
物价部门在收到价格申报报告之日起7日内应当作出书面答复。逾期不作答复的，生产经营者可按申报要求自行调价。
第九条 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并实行下列内部价格管理制度：
（一）价格制定（调整）审批制度；
（二）成本资料、进销价格台帐制度；
（三）明码标价制度；
（四）价格自查制度；
（五）价格工作岗位责任制度。
价格业务人员须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十条 生产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有下列价格行为：
（一）蓄意串通提价、压价，垄断价格；
（二）强迫交易对方接受不合理的价格；
（三）制定虚假的优惠价、折扣价、处理价、最低价等；
（四）不明码标价或者故意使用模糊用语标示价格；
（五）窃取或者非法传播国家价格变动秘密，捏造或者故意散布虚假涨价信息；
（六）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或者自立名目滥收费用；
（七）采用假冒他人牌号、混充规格等级、掺杂使假和短尺少秤等手段，变相提价；
（八）收购、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对具有同等条件的交易方实行价格歧视；
（九）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价格行为。
第十一条 禁止牟取暴利。
生产经营者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同一档次，经营同一品种与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时，有下列所得之一的为暴利：
（一）超过市场平均价格合理幅度的所得；
（二）超过平均差价率合理幅度的所得；
（三）超过平均利润率合理幅度的所得。
但生产经营者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和改进技术，使其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成本取得的超额利润，为合法收入，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二条 物价部门应当选择部分主要商品和服务项目测定其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和平均利润率，并适时予以公布。

第三章 市场调节价格的调控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物价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市场价格进行监督管理。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行业价格管理，做好本行业价格协调工作。行业价格管理具体办法由省物价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保持供需总量相对平衡和结构合理的原则，采取下列措施加强和改善市场调节价格调控：
（一）实行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责任制；
（二）建立健全重要商品价格调节基金及其专项储备制度；
（三）建设和发展蔬菜等副食品商品生产基地；
（四）加强商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和管理，完善市场网络，发挥国有、集体企业平抑物价的作用；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措施。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粮食风险基金。
价格调节基金和粮食风险基金的筹集、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价部门应当建立市场调节价格的监测报告制度，培训价格管理人员，督促和指导生产经营者加强内部价格管理和科学制定价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价部门应当建立报价信息系统。广播、电视和报刊等新闻单位应当协助物价部门定期公布当地市场主要商品价格信息。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价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价格争议，指导价格咨询、价格鉴证和有关价值评估等价格事务工作。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价部门根据市场运行状况以及调控价格的需要，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价格调控：
（一）制定重要农产品收购保护价；
（二）对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及经营性服务价格进行监审，实行价格申报和备案制度；
（三）对某些重要商品和经营性服务实行最高限价；
（四）遇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对少数商品实行价格冻结；
（五）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和服务项目范围；
（六）其他措施。
采取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措施的，必须根据国家统一指令或者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蔬菜等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提供直销场地。

第四章 市场调节价格的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价格监督检查工作的领导，健全价格监督检查制度，保障价格法律、法规和国家价格调控措施的实施。
第二十条 物价部门的物价检查机构依法行使价格监督检查和处理价格违法行为的职权，对同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和生产经营者执行价格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工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有关社会团体以及居（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开展价格社会监督活动。
新闻单位可以依法进行价格舆论监督。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抵制、举报价格违法行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损失。
各级物价检查机构应当采取公布举报电话等方式方便群众举报。
第二十三条 物价检查人员查处价格违法行为时，可依法对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或者检查，并有权查询、复制有关的帐册、单据和其他资料。
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在接受物价调查或者检查时，应当予以协助，如实回答询问，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阻挠。
第二十四条 物价检查人员应当秉公执法，廉洁自律，及时办理群众举报、投拆案件。
物价检查人员执行物价检查公务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省人民政府物价部门统一制发的检查证件。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物价检查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物价检查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以及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一）有本条例第十条所列行为之一的；
（二）不执行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收购保护价或者最高限价规定的；
（三）不执行价格申报、备案制度的；
（四）不按规定提供审核价格、成本调查、价格监测和价格监督检查等价格管理所需资料的；
（五）伪造、涂改、销毁凭证或者采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妨碍、逃避价格监督检查的；
（六）不执行物价部门依法采取的其他价格管理措施的。
前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牟取暴利的，由物价检查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经上一级物价检查机构批准，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拒绝、阻挠物价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物价检查机构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物价检查机构申请复议。上一级物价检查机构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期间，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
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条 罚没处罚应当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没收据，罚没款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三十一条 物价检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物价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生产经营者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物价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6年6月1日起施行。



1996年4月18日
试论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本质区别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中止犯在现代国家刑法中一般都有规定。对中止犯的含义及立法例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把中止犯作为犯罪未遂（广义）的一种形态，而称之为中止未遂。一种是把犯罪中止从广义的犯罪未遂中分离出来，与犯罪未遂（障碍未遂）并列起来，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
我国刑法把中止犯从犯罪未遂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加以规定。并明确地规定了中止犯的概念。修订后的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状态而停止下来的一种犯罪形态。
犯罪未遂作为一种刑法制度，到了20世纪，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并在刑法典中作出了规定。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由此可见犯罪未遂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的实行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达到犯罪既遂而处于停止状态的一种犯罪未完成形态。
如何区分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似乎已成定局，即犯罪中止是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然而，何为自动？却是众说纷芸。有主观说，限定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之争，至今尚无能接受的普通标准。理论上的争议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必然带来判例的极不一致，而此种现象显然违背法治的基本精神。
在英美法系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处理，在处罚上也不作任何特别考虑。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的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因外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大陆法系中，对于未遂犯多规定得减或必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也有例外。1951年的《保加利亚刑法典》和1919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就规定未遂犯与既遂犯同等处罚。但是对于中止犯，各国刑法的规定几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减轻其刑。例如，日本刑法第4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23条第2款规定：“未遂可以比照既遂从轻处罚”。第24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自动中止犯罪或主动阻止犯罪完成的，不因犯罪未遂而处罚。如该犯罪没有中止的行为也不能完成的，只要行为人主动努力阻止该犯罪完成，应免除其刑罚”。意大利刑法典第56条第2款、第3款、第4款分别指出；“未遂处罚之程度如下，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时，未遂犯应处12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处罚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为，只有当已完成的行为本身构成其他犯罪时，才处以该行为规定的刑罚”，“如果自愿阻止行为的发生，尽处以犯罪未遂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一半”。
从我国刑法第23条、第24条的规定看，显然，我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截然不同的规定。对未遂犯，是“可以”从宽；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而未遂犯却是原则上至多得到减轻的待遇。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各国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方式并不相同：一是把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从定性到处罚均加以严格区分；二是在犯罪未遂的概念和制度内将犯罪中止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未遂，主要是普通未遂和不能未遂从处罚上加以区别。然而就其实质，各国对犯罪中止犯罪未遂所指称的事物，却是大致相同的。首先，区分方式的不同，并不等于内容的不同，“因已意而停止”的中止与“因障碍而停止”的未遂早已是各国立法界、司法界、学术界达成的共识，其内涵和外延是清楚明晰的。其次，从理论上讲，尽管第一种区分方式的犯罪中止包括了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和犯罪未遂阶段的中止，时空性上只包含犯罪未遂阶段的中止的后一种区分方式。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预备距离犯罪十分遥远，通常不会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任何实质的损害，而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很小，对其处罚实属少见。故各国刑法对“因已意而停止和”因障碍而停止的考察焦点均放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后，犯罪既遂形成之前。本文即是从这种意义上界定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
显然，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远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东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各国法冲突以及刑法价值观的巨大的冲突，在这一点上都烟消云散。各国立法者庄严宣布：对中止犯就应大幅度从宽处理。尤其在我国刑法中，犯罪中止不仅比犯罪未遂、犯罪预备处罚轻，而且与整个刑法所规定的其他法定从宽情节相比，也是独一无二属于最轻的。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国立法者不约而同地给予中止犯如此定有的处罚？这是否隐含中止与犯罪未遂存在着重大的、根本性的差别呢？仅仅局限于刑法条文，我们似乎很难找到答案。然而，问题却可迎刃而解。
从客观归罪到主观归罪，再到主客观相同一的定罪原则，人类在刑法思想史上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变化路程。根据相对意志自由论的观点，人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但这并不等于意志的绝对自由，人的认识和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制约的，人只有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才获得意志的相对自由。
具体落实到犯罪上。首先，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根据本人的意愿选择的，这种选择使自己立于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地位，必须会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与遣责。因此，犯罪人应该对本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刑事责任乃是建立在行为的社会危害与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相对意志自由论的必然结论。考察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构成要件模型，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言，两者虽均未发生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危害结果，但前者较后者多出具有正当性的中止行为，平衡了先前行为之不法，恢复了先前行为所否定的法律意思，故两者对法秩序的破坏程度并不相同。而就行为人的人身危害性上讲，一是出于己意而停止，一是出于阻碍而停止，主观恶性不同，人生危险性之差异自不待言，故刑法为了更好的完成尊重人权与社会防卫的功能，必定会对其规定不同的待遇。其次，犯罪人的这种犯罪意愿的选择又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之上的，不能脱离一定的时空环境而存在。也即是说，其犯罪行为部分是由社会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于犯罪人，国家显然不能将其完全消灭，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应对其进行教育改造，使之自觉遵守法律，早日复归社会。特别对于那些犯意不坚决的人，法律更应加重手中的筹码，令其弃恶从善，归流依流，这也符合人的自我向善与止于至善的主体性。而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必须减免刑罚，一是出于刑法目的论研究：其未造成危害，无一般预防之必要；其犯意自动消失，无特殊预防之理由。然则最重要的，确实出于对刑事政策的考虑：以资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行为或积极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立法为了更好的完成范、保护教育等功能，必然对犯罪中止大加褒奖，为期建一座“黄金的回归大桥”（李斯特语），促使其迷途知返，从而大大降低犯罪即遂的可能性，大幅度减轻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而对于未遂犯，由于其犯意丝毫未变，不存在援救法律之意思，对法秩序的破环程度与犯罪即遂并无两样，唯一的差别只是未发生罪构成所要求的危害结果。在刑法着重打击主观恶性的今天，显然无可倡导之处，故其刑事责任远远于中止犯。
立法对中止制度与未遂制度的不同规定是为了奖励中止犯，也是判断中止犯与未遂犯罪根本的标准。运用这种标准，不仅可以解决许多犯罪论注释争议不休的问题，而且简便易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例如，在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犯罪中受害人为了得以脱身答应日后满足犯罪人的要求，犯罪人信以为真，遂停止犯罪，该种情形如何认定。从注释论层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弃其犯罪意图时，并不存在什么外界障碍致使其行为无法完成，他本来完全可以将犯罪进行下去，这种因已意而停止的情形应认定为犯罪中止无疑。另一方面，犯罪人听到受害人假意许诺后停止犯罪的情形，实质上与犯罪人在实际不存在阻碍而误以为有妨碍其犯罪行为的障碍，因而至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样，都是犯罪人对事实认识错误的结果，只不过，后者以为犯罪已不能完成，前者以为犯罪已不必完成；但其共同点是，两者都对事实做出错误的判断。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放弃犯罪行为，是违背犯罪人的真实意志的，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两种观点，各执一词，理由都很充分，但又似乎难以驳倒对方的观点。站在立法者的角度看，该种情形的行为并非真正放弃犯罪意图，犯意始终没有减弱，也无真正悔罪之表现，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导之处，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又如，在犯罪人实施抢劫、强奸时遇熟人而放弃罪行的，有学者认为属于犯罪中止，理由是这一情形虽是犯罪人意料之外的，但根本不足以阻止犯罪人去实施和完成犯罪行为。另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场合中，行为人并非出于已意而停止犯罪，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笔者以为，对大部分犯罪人而言，遇熟人而放弃罪行并非出于真诚悔悟及对法价值的重新承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以熟人为侵害对象会使自己面临极大的身败名裂乃至锒铛入狱的危险，故此种停止行为不符合中止制度设立的立法本意，宜认定为犯罪未遂。又如，对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员中的犯罪，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人中一人或数人要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弃犯罪行为外，还要说服其他犯罪行为人，或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之发生。因为从主观上讲．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犯意联系，从客观上讲，其犯罪行为互相支持，故每人对全体成员都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一人径自中止了犯罪行为，若其他人仍将犯罪实施完毕，因为犯罪已达既遂，故对独自中止犯罪行为者无认定中止犯的法律依据。也有学者主张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参与而给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带来的有利影响，即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原因很简单，若该种情况否认其为犯罪中止，则无异于撤回“黄金的回归大桥”，鼓励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更变相强化了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显然不利于同共同犯罪这种团伙犯罪形式作斗争的需要。当然，鉴于共同犯罪的复杂性，还必须考虑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只有当他说服他人放弃犯罪意图，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再如，关于抽象的危险犯的未完成形态问题，传统理论认为，抽象的危险犯并无既未遂之分，当然也无犯罪中止成立之余地，因为其行为只要构成充足要件即成立犯罪。此理论对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也许适用，但对犯罪中止却未必使然。危险犯是一严重的犯罪，尤其是抽象的危险犯，否则国家的刑罚权不至于仅仅在出现抽象的危险状态时就提前介入。正因为如此，才有犯罪中止成立之必要。试想，若该类犯罪否认其存在犯罪中止，则必然令行为人产生回头无望的消极心理，因而对危险状态听之任之，直至发生危害结果，而这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故立法为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必然会对自动有效地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人给子犯罪中止的奖励。这是立法应具备的精神，也是刑事政策的需要！

注释：
1、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356至375页。
2、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