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的决定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67号）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2年11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1月28日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的决定
2012年11月28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甘肃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二条。
二、第三条修改为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商品价格是指各类有形产品、无形资产的价格。
服务价格是指各类有偿服务收费，包括经营性收费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
三、第十条修改为第九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
（三）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等级、计价单位、价格、产地或者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
（四）接受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调查，如实提供有关会计凭证、账簿、报表、计算机存储数据、文件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五）建立内部价格管理制度。”
四、第十一条修改为第十条：“禁止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
（一）采取以次充好、短斤少两、降低质量、虚假标价等手段，进行价格欺诈和变相涨价的；
（二）进行价格垄断或者强行服务收费的；
（三）经营者蓄意串通，抬高价格或者压低价格，损害他人权益的；
（四）提前或者推迟执行国家调价政策的；
（五）违反公平、自愿原则，强迫交易对方接受高价商品或者服务的；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价格行为。
本条第（五）项所称高价是指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高于同期同类商品或者服务市场平均价格的30％以上。
市场平均价格由市州价格主管部门测定，并予以公布。”
五、第十四条修改为第十三条：“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综合考虑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社会承受能力，并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市场公平竞争。
制定、调整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商品和服务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考虑低收入群体利益，必要时可以采取价格补贴或者价格优惠等措施对低收入群体予以扶助。”
六、新增一条，作为第十四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或者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应当依照国家规定进行成本监审。”
七、第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时，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规定组织听证，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
八、新增一条，作为第十六条：“对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应当进行价格跟踪调查和评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适时调整价格：
（一）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等定价依据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按规定随价格附加收取的专用款项等定价情形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商品功能、服务内容等发生重大变化的”。
九、新增一条，作为第十九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性服务收费实行收费登记和年度审验制度。
收费登记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发，载明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计费单位、执行期限等内容。
收费登记证未记载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服务对象有权拒缴，并向价格部门举报”。
十、第十八条修改为第二十条：“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程中，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向特定对象收取的费用”。
十一、第十九修改为第二十一条：“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省级审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立项由省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审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批。重要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财政、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
十二、第二十一条修改为第二十三条：“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年度审验制度。收费单位应当按规定参加年度审验，经年审符合规定的单位方可继续收费”。
十三、新增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行政事业性收费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高于或者低于国家规定标准收费；
（二）提前或者推迟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
（三）自立收费项目、自定标准收费；
（四）对已明令取消或者停止执行的收费，不停止执行或者变更名称继续收费；
（五）不执行收费减免优惠政策收费；
（六）采取扩大收费范围、增加收费频次、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改变收费环节、延长收费期限等方式收费；
（七）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滞纳金、储蓄金、集资、赞助以及其他形式变相收费；
（八）未履行管理职责、不提供服务或者降低服务标准收费；
（九）无合法依据，强制要求管理对象参加培训、学术研讨、技术考核、检查排序评比、公告等活动，或者强制要求管理对象加入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并收取费用；
（十）无合法依据，利用职权为他人代收费用；
（十一）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乱收费行为”。
十四、新增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的收费执行情况进行监测或者定期审核，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收费项目或者收费标准”。
十五、第二十四条修改为第二十八条，第（一）项修改为：“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使用价格调节基金”。
十六、新增一条，作为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价格监测制度，完善价格监测机构和网络，依照国家规定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确定价格监测点，跟踪、采集、分析、预测市场价格情况，为价格调控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准确提供价格监测资料”。
十七、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第三十条：“省人民政府在重要的农副产品或者与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时，可采取下列干预措施：
（一）提价申报制度；
（二）调价备案制度；
（三）限定差价率、利润率；
（四）规定限价、保护价。
采取前款规定的干预措施，应当报国务院备案”。
十八、删除第二十六条。
十九、第二十八条修改为修改为第三十二条，第（四）项修改为：“组织实施收费许可证制度、收费登记制度和年审制度”。
第（六）项修改为：“监测、分析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供求状况及价格变动趋势，组织成本调查，开展成本监审、价格鉴定、价格认证、价格信息及价格研究工作”。
第（七）项修改为：“指导价格咨询、价格评估等价格事务和服务工作”。
二十、第二十九条修改为第三十三条：“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价格管理和监督检查职能时，应当佩着标志，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二十一、删除第三十四条。
二十二、删除第三十五条。
二十三、第三十六条修改为第三十八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责令停业整顿。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五）项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二十四、第三十七条修改为第三十九条：“经营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未按规定申领收费登记证、收费许可证或者参加年度审验收费的，或者年审不合格继续收费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责令停止收费，暂扣或者吊销收费登记证或者收费许可证”。
二十五、删除第三十八条。
二十六、删除第三十九条。
二十七、新增一条，作为第四十条：“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乱收费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可暂扣或者吊销收费许可证；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暂扣或者吊销收费许可证”。
二十八、第四十条修改为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超越管理权限定价、调价、制定收费项目和标准，不执行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通报批评；逾期不改正的，予以撤销越权文件；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建议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九、第四十一条修改为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依据越权文件制定价格，增加收费项目和调整收费标准，或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其他经营者或者服务对象多付价款的，责令限期退还；拒不退还或者期限届满没有退还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予以没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的，由经营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三十、第四十二条修改为第四十三条：“经营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拒绝价格检查和反垄断调查、拒不提供检查调查所需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价格检查中，经营者转移、隐匿、销毁依法登记保存的财物的，处财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三十一、新增一条，作为第四十四条：“经营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被责令暂停相关营业而不停止、暂扣或者吊销收费许可证后继续收费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相关违法所得或者财物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
三十二、删除第四十五条。
三十三、删除第四十八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后，重新公布。
继续盘问、留置制度刍议
刘辉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有权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行使继续盘问权、留置权。按照《人民警察法》第9条的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时对于经当场盘问仍然不能证实或排除被当场盘问人的违法犯罪嫌疑，同时符合规定的四种条件时，将被当场盘问人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将被当场盘问人留置在公安机关，以保证继续盘问的顺利进行。留置盘问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经该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有权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予以扣留，另一方面是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被留置人继续进行盘问调查。公安机关行使继续盘问和留置权必须遵循如下程序：{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执行追捕逃犯，调查案件，巡逻执勤，维护公共场所治安秩序，现场调查等职务活动中，发现有形迹可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二）经出示表明自己人民警察身份的工作证件，对发现的嫌疑对象进行当场盘问；（三）经当场盘问，仍不能证实或排除嫌疑对象的违法犯罪嫌疑，同时符合《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四种条件时，将嫌疑对象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对嫌疑对象予以留置、继续盘问。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的实施，对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但在《人民警察法》的实施过程中，超范围留置，随意留置现象层出不穷，个别公安机关甚至把留置作为一种扣押“人质”的手段，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同时，随着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不断增强，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又常常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置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在当前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方针和依法治国方略深入人心之际，为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有必要对《人民警察法》规定的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便更好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因此，笔者以为，由于《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了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后果，再加之在实际执法中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更加引起了人们对继续盘问制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关切，对于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在法律性质、法律后果、救济制度、适用对象、法律程序等方面的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对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进行讨论时，力图站在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规范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又适合我国国情、有利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角度。
一、 继续盘问和留置的法律性质
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是由《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的。公安部在随后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执行〈人民警察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又特别规定：“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公安派出所，城市公安分局和县（市）公安局可以设留置室”。据此，有人就理解为在事实上就形成继续盘问和留置制度的实际内容为：被盘问人经该公安机关批准继续盘问后，即被留置于留置室，以便继续盘问。在留置室的设置中，公安部规定，留置室必须具备“安全、卫生、通风、采光”等基本条件。正是出于安全考虑，留置室一般都是“铁门、铁窗、铁锁”。很明显，对于公民和社会而言，继续盘问和留置的现实意义就是公安机关以限制人身自由为手段对被继续盘问人进行留置以以保证继续盘问得以顺利进行的一种强制性法律措施。于是，他们就提出这种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强制措施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人民警察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继续盘问等同于留置，也没有对继续盘问和留置的法律含义予以明确，同时也没有规定对继续盘问人必须采取留置手段。当然，《人民警察法》在这发面做了模糊处理，具体原因在此暂不讨论。依笔者理解，继续盘问和留置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继续盘问是一种警察调查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余凌云在《警察调查权之法律控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继续盘问制度是警察调查权），留置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继续盘问既然是一种调查权，那么，被调查对象既可能是自愿配合调查，也可能是被强制接受调查。也就是行政法学上的任意性调查和强制性调查。任意调查，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调查方法，指纯粹依赖被调查人协助和同意而进行的调查；强制性调查即是指依赖强制性手段迫使被调查人接受调查。表面上看，好像继续盘问是强制调查，但如前所述，《人民警察法》并未规定对被继续盘问人必须留置，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如果被继续盘问人自愿接受公安民警继续盘问，那么，继续盘问就是一种任意性调查；反之，只有当被继续盘问人拒绝配合公安民警继续盘问时，继续盘问才会是一种强制性调查。
当前的一种通行的观念是把留置与继续盘问相等同，这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是极为不利的。因为留置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将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这在后面再讨论。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说留置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关于对留置的法律性质的认定，《人民警察法》没有作处明确的规定，对于其法律性质的认识，应当说是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最初就有人不承认留置是一项行政强制措施，而认为是一项刑事强制措施。
我们知道，刑事强制措施来源于《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章的有关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只有如下五种：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很显然，留置盘问措施不是刑事强制措施。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6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职能，一是刑事侦查职能，即公安机关有权对其发现的犯罪事实立案并采取侦查所需的法律措施；二是行政管理职能。公安机关行使继续盘问和留置权是一种行政行为，这一点在理论上应当没有分歧。1997年公安部在下发给各公安机关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基本系质考试复习题要》（公安部政治部编）一书中给留置所下的定义是：“留置是指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在一定时间内对被盘问人依法进行继续盘问的一种治安行政措施。”这里我们注意到，公安部政治部在定义中并未使用“强制”二字 。那么，留置盘问究竟是不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法学上给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是：“行政强制措施，系指国家行政机关为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预防和制止社会危害事件与违法行为的发生与存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行为、及财产进行临时性约束或处置的限权性强制措施行为”。行政强制措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又作为行政强制行为的一个构成要件，具有下列法律特征：1、强制性。它意味着当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时，对象人具有隐忍的义务，否则要承担法律后果；2、非处分性。它一般是限制权利，而不是处分权利；3、临时性。强制措施都是一种中间行为，而不是最终行为；4、实力性。以作为物理性的动作为特征，如对人身的约束。仔细分析一下，留置的特征与行政强制措施的特征完全吻合。1、强制性。它是不以被盘问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非处分性。《人民警察法》第9条明确规定：“经继续盘问，公安机关认为对被盘问人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者其它强制措施的，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作出决定；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能作出上述决定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由此可见，留置具有非处分性；3、临时性。留置的时间一般为24小时，最长不超过48小时。可见，它只是一种临时性限制人身自由措施；4、实力性。留置措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实施，被留置盘问人在留置期间人身失去自由。
很显然，从理论上来讲，留置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近几年来，公安部在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已经明确承认留置是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1998年10月13日公安部批复给北京市公安局的《关于盘问留置时间可否折抵劳动教养期限的批复》（公复字[1998]4号）中就明确指出“在办理劳动教养时，对被劳动教养人采取留置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先期羁押的，其被羁押时间应当折抵劳动教养时间。”
在司法实践上，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公民对公安机关的留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1999年4月，湖北省鄂州市农民刘祥安因涉嫌盗窃同村村民的珍珠蚌被鄂州市梁子湖区公安分局留置盘问，后因证据不足释放。此后，刘祥安状告该分局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当地两级法院都认为梁子湖区公安分局留置刘祥安的行为是一项行政强制措施，刘祥安有权对公安机关提出起诉。后来经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以梁子湖区公安分局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了该分局对刘祥安的留置决定。
承认留置是一项强制措施，既是法学理论的胜利，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和三个代表重要理论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然而，留置作为一项行政强制措施，就必然会产生一定得法律后果。
二、 留置的法律后果
1、被留置人有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我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受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对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公民有权寻求法律救济。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列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公民不服留置盘问决定可以要求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因错误留置而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失的，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行政复议条例》第9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二）对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者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上述法律规定充分说明，被留置盘问人对错误的留置决定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同时，被留置人还应当享有知情权，申辩权，以及获得法律帮助权。如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
2、留置时间可以折抵其他处罚。《人民警察法》对于留置盘问时间可否折抵其他处罚（比如治安拘留、劳动教养或刑期）只字未提，而公安部又前后作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解释。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执行〈人民警察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被盘问人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或者治安拘留的，其留置时间不予折抵”。而其1998年10月13日批复给北京市公安局《关于盘问留置时间可否折抵劳动教养期限的批复》（公复字 [1998]4号）中明确指出：“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对被劳动教养人采取留置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先期羁押的，其被羁押的时间应当折抵劳动教养时间。羁押一日折抵劳动教养一日。”虽然现阶段法律规定还有矛盾之处，但应当看到的是，法律发展的趋势是承认留置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并逐步承认留置时间可以折抵其他处罚。
3、违法留置将可能承当非法拘禁的法律后果。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违法留置是否构成非法拘禁罪？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这类问题。2001年某铁路派出所副所长就因违法留置被某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某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处罪名成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后虽被二审法院改判无罪，但认定某副所长存在执法过错，并向某铁路公安处发出了司法建议书。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留置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将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现在再回到前面讲的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将继续盘问等同于留置？正是因为留置有可能引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最不利的后果还会涉嫌非法拘禁。如果将继续盘问等同于留置，势必让继续盘问承当与留置一样的法律后果。前面已经说过，继续盘问是公安机关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调查手段，在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让一种调查手段也与一项行政强制措施承当同样的法律后果，那么将极其不利于公安机关日常工作的开展，也就违背了立法的本意。
要保证留置措施不被错用、滥用，正确区分合法留置和非法留置，保障公民权利（当然包括人民警察）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必须以对留置对象明确的法律规定和规范的操作程序作保障。
三、 留置的对象
《人民警察法》在对留置对象的表述上含糊其辞，造成理解上的不一致。《人民警察法》第9条对留置盘问对象表述为“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正是这一句模棱两可的话，造成了实际执行中各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留置对象为两类人：违法行为人和犯罪嫌疑人；有人认为除了前两种人以外，还应包括那种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有违法犯罪可能性的人，有人理解为留置盘问对象不应当包括治安案件当事人和已被刑事立案的犯罪嫌疑人。笔者以为治安案件当事人和已被刑事立案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适用留置盘问措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下称《条例》）第34条已对违反治安管理人的处罚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除当场处罚外，一般遵循传唤（必要时可强制传唤），讯问（对情况复杂，依照《条例》适用拘留处罚的治安管理人讯问查证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裁决、执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受拘留处罚的，只需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到指定拘留所接受处罚即可。只有抗拒执行的，才需要强制执行（《条例》第35条）。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个案件究竟是刑事案件还是治安案件又难以在短时间内作出判断。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规定的查处治安案件的程序在实际工作中又缺乏可操作性。笔者以为，在未判明一项违法行为是否构成治安案件之前，应该适用《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对嫌疑对象予以留置。对于明显是治安案件的当事人则不应当留置。对一时难以作出判断是否是治安案件的嫌疑人，在被留置后查明是治安案件的，应当立即解除留置，适用《条例》的规定。
对于已被刑事立案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已经作出了系统完整的规定，只要符合拘留逮捕条件的，可以直接拘留、逮捕；对于不需要拘留、逮捕的，可以使用《传唤通知书》进行传唤或使用《拘传证》予以拘传，而没有必要把留置作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前置手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犯罪分子常常是甲地作案乙地被抓获。对于乙地公安机关来说，除非是应甲地公安机关的要求予以协助，否则，要求乙地公安机关对已被刑事立案的犯罪嫌疑人不经留置就直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不现实的。但是应有例外。
当前网上追逃为公安机关的追逃破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公安机关经常在公共场所以核对身份证的方法进行网上比对，对于用这种方法查获的犯罪嫌疑人，应不适用留置措施。因为公安部网上在逃人员是各地办案机关在侦查破案中查明的有证据证明实施了应当受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而未被办案机关抓获的人员，其实际身份就相当于通缉令通缉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对于经当场盘问已被核实身份的，就不应当留置而应当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另外，对于投案自首的犯罪嫌疑人也不宜采取留置措施。
其实，从立法本意上来说，留置措施应当是介于治安传唤和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一种中间手段。只有在程序上既不能按照《条例》对嫌疑对象予以治安传唤，又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不能对嫌疑对象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才适用，依照《人民警察法》第8条规定的除外。这是从对继续盘问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人民警察法》的条文分析去推知立法本意所得处的结论。
1954年由国务院颁布施行的《人民警察条例》中并没有关于盘问的规定，直到1986年7月1日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组建城市治安巡逻网的意见》才首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巡逻执勤中有权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行使当场盘问权。1994年2月24日公安部发布的《城市人民警察巡逻规定》和同年8月24日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强化枪支弹药管理的通知》对当场盘问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城市人民警察巡逻规定》 第五条规定：“ 人民警察在巡逻执勤中依法行使以下权力： （一）盘查有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人员，检查涉嫌车辆、物品；---”这些规章的发布 ，对于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及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制止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5年的《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的继续盘问和留置措施只不过是对此项权力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和规范。继续盘问是当场盘问的延续，留置是保证继续盘问顺利进行的一种强制手段。公安机关巡逻执勤很明显有别于刑事侦查和查处治安案件。
从《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一）（二）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应该是有区别。在同一部法律中，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所表达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
看一个嫌疑对象是适用留置措施，关键是看他的违法犯罪嫌疑和危害后果是否有证据予以证明。如果有证据予以证明的，则不适用留置措施，反之则适用。
另外，《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值得商榷。因为他没有明确规定指控的主体。改为“被扭送”可能更加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
四、留置的程序规定
（一）、当前留置程序的反思。
1、没有专门规定留置的审批程序。在《人民警察法》第九条中只规定了公安民警办理继续盘问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对于留置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只字未提。应该说这不是立法的疏忽，而是鉴于立法时的实际情况有意模糊了留置的行政强制措施的性质。
2、缺泛必要得法律文书，容易导致留置权的滥用，不利于被留置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虽然公安部在《关于公安机关执行〈人民警察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审批时必须填写《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或《延长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但这些审批表只不过是公安机关内部审批性文书，对外缺乏统一制作的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在查处治安案件的过程中，对违反治安管理人进行传唤有《传唤证》，对于不需要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传唤通知书》，对于需要拘传的有《拘传证》，而且这些措施的最长时间都较留置时间要短。使用《传唤通知书》传唤和《拘传证》拘传最长时间都为12小时，使用《传唤证》传唤最长时间为24小时，而留置盘问最长时间可达48小时。《传唤证》适用的对象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传唤通知书》和《拘传证》适用于已被刑事立案的犯罪嫌疑人，而留置的对象为被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怀疑有违法犯罪可能性的人。这些人是否是违反治安管理人或犯罪嫌疑人都未知，有些人可能只是由于性格上的某些怪僻或生活中的某种挫折而做出有违常态的言行而被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凭经验怀疑有违法犯罪嫌疑。由此可见，在适用留置措施时，有必要使用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以实现程序上的公正。同时使用必要的法律文书，有利于克服公安机关的“赖帐”现象。当前有一些公安机关留置人时不办手续，有人告状时要么补办手续要么不承认是留置。
3、公安部将留置的审批手续等同于继续盘问，造成审批手续法律上规定的不一致性，为留置制度的滥用埋下了伏笔。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除了治安传唤由派出所长批准外，刑事传唤、拘传都需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而这些措施的最长时间都较留置时间短，而留置却较这些措施更方便。也难怪有学者说留置成了第六种刑事强制措施，相反，刑事传唤和拘传在事实上又被废止。
（二）留置程序的重构
1、明确规定留置由派出所负责人审批。这样有利于公安工作的开展。同时改革刑事传唤的审批手续，改为刑事传唤由派出所负责人审批，这样改同现在的刑侦改革也是吻合的，现阶段除了大案要案外，派出所几乎可以侦查其他的一切案件。将刑事传唤权下放，既有利于民警办案，又可以杜绝留置权被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