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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杀人罪的对象——生命的开始与终结

王立军


故意杀人罪，被加罗伐洛称为自然犯罪，这个罪名蕴涵着刑法对人之生命的绝对保护原则，即“举凡具有生命之自然人均在刑法的保护之列，而不问自然人之生命价值、生命能力、年龄、性别、种族、宗教、职业、生理与心理健康状态。” 人是指有生命的人，而不问有无生存能力。因此，“临死的病人、无生长希望的婴儿、畸形儿、已接受失踪宣告的人、受到死刑的判决者都无妨。” 换言之，作为杀人罪的对象，只要符合人的条件，不能在其杀人与否的性质上称量人的差别。生命权受绝对保护的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漫长的的中世纪不平等的身份关系，与之相应的社会下层人被杀害的随意性亦被打破，那种把奴隶作为殉葬品而为社会习俗所容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杀人罪的对象是人，其侵犯的法益是人的生命；若侵犯的不是人的生命而是身体的健康、若侵犯的不是人而是胎儿、若“杀害”已经结束了生命的“人”，都不能成立杀人的犯罪。 那么，胎儿究竟达到一种怎样的形态才能称为人，人的身体变化达至一种怎样的标准才成为尸体？换言之，作为杀人罪的对象的人，它的始期和终期如何确定？
一、生命的开始
关于人的生命的开始，民法的理解一般以出生之后的婴儿可以独立呼吸的独立呼吸说作为标准。刑法的理解是否需要与民法的理解相一致，即刑法上杀人罪的对象与民法上权利享有的主体，其认定的标准是否必须一致，学说上尚有分歧。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韩忠谟教授认为“自然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乃法所明定，刑法关于生命身体法益之保护当然系以出生后死亡前之自然人为对象，至出生前之胎儿，关于其利益虽以将来非死产者为条件，同受法的保护，究不得谓为已取得生命身体法益之主体资格。胎儿何时出生，说各不同，约有脐带切断说、全部露出说、一部露出说、独立呼吸说诸种主张，民法解释上以独立呼吸说较为有力。关于刑法就个人所设之保护规定，应以何时为个人人格之起点，见解亦颇不一致，日本学者多赞同一部露出说者。鄙见以为人之权利能力即系始于出生，而出生与否亦有一定标准，即不应因民刑法之适用而有所差异，认为独立呼吸说乃人之开始，立论正确，则刑法之适用亦当同此解释，方为合理。” 与此相对，刘清波教授认为“故我国民法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云者，其学说不一，而学说承认胎儿与母体完全分离，尚系生存者为通说，其分离之原因，系由出生或人为，与脐带已否割断，皆非所问。然分离母体后，必须独立呼吸保有生命，而非死产，即使得以刹那间能够独立呼吸，亦得谓人。……刑法上之观念则否，凡得以侵犯之客体者，即为人，故采一部露出说，即于胎儿一部露出之际，加以杀害时，即不得谓堕胎，应以杀人罪论之。” 著名刑法学者林山田教授也认为“按民法上所讨论出生问题，乃在于确定自然人成为权利义务主体之时间，惟刑法上之出生问题，则事关自然人之生命法益保护开始点，故刑法上之见解，不必与民法一致……。” 我认为林山田教授和刘清波教授的观点是可取的，考虑生命权绝对保护的原则以及刑法保护法益的特殊性，刑法上关于人之出生的标准不必追求与民法一致，概前者着眼于最大限度的保护法益，后者则着眼于权利的享有。正如日本刑法学者大冢仁教授所言：“关于区别胎儿和人，民法上的通说是全部露出说，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与作为权利能力的主体的人相关联，与应该保护其生命•身体的刑法上的人具有不同的趣旨。”
关于生命开始的认定，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的对立：一、阵痛说。阵痛说认为孕妇有规则的阵痛是分娩的开始，它意味着胎儿与胎盘的分离而为有生命之婴儿。二、一部露出说。这种观点认为胎儿若有部分产出母体之外时即为出生。因为既然胎儿已露出身体的一部分，便已不能视为胎儿，而应为刑法所保护之婴儿。三、全部露出说，即以胎儿之身体全部露出，完全与母体分离时，才算具有独立生命之婴儿；没有露出母体或只有部分露出者仍是胎儿。四、独立呼吸说，这种学说认为胎儿能够独立呼吸，始为出生。阵痛说在过去是德国和法国的通说，只是现在德国改变了观念，阵痛说现在仍然是法国的通说，一部露出说是现在日本的通说。 在采取阵痛说的国家，一般规定有杀婴罪，一旦母亲开始分娩，胎儿变成为婴儿，可以成为杀婴罪的对象，如果没有规定杀婴罪，而采取这种学说，则扩大了杀人罪的范围。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学界的通说为全部露出说，即把出生认为是脱离母体，脱离必须是完全的，即婴儿的整个身体必须以带入外界，但不必要求脐带被剪断，婴儿是否能够独立的呼吸则不重要。 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为独立呼吸说，司法实践也是采独立呼吸说。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宜采以“独立呼吸说为主而兼采其他学说的折衷说”。 我国究竟采哪种观点更为适宜？有观点认为，“就大陆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大陆刑法没有规定堕胎罪，不需要考虑堕胎罪所保护之胎儿与杀人罪所保护之婴儿相互衔接的问题，从保持理论研究之系统性与维护实务操作之连贯性的角度出发，大陆刑法理论乃至刑事司法实践所采纳的独立呼吸说是较为适合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采独立呼吸说，那么，假如当胎儿已经露出母体，尚未独立呼吸之际，主产医生立即故意扼住其咽喉，使其窒息而死，既不能视为堕胎（我国刑法上无堕胎罪），又不能视为故意杀人，则将出现对生命权利保护的空挡。” 我认为把阵痛说作为生命开始的标志有使得杀人罪的成立过于提前的缺陷，而把胎儿与婴儿的区分标准确定为胎儿是否已经完全脱离母体之外独立呼吸则是使得杀人罪的认定失于迟后，不利于刑法对于人之生命的保护，全部露出说可以说是部分克服了以上两说的缺陷，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胎儿尚未完全脱离母体而被他人侵害的案例，这对于有堕胎罪规定的国家，处理上似乎不存在问题，但在没有规定堕胎罪的国家，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如此一来，从法益保护的观点出发把部分露出说作为胎儿向婴儿转化的标志，胎儿部分露出母体就可以认定为杀人罪的对象，则成为理论的必然。对部分露出说，有观点批评说“对母体内的胎儿也能插入器具等[直接]加害。”、“如果一旦露出一部后又返回母体内部算作人则不合乎情理。” “胎儿一部露出母体，可能生出来就是死体，或者一部露出后立刻就窒息死亡，现代医学单凭一部露出难以证明其出生的状态，如果对之进行加害构成杀人罪，显然不尽合理。” 我们认为，对在母体内的胎儿插入器具直接加害的情形只能按照堕胎罪处理，但是在我国当前，应按故意伤害罪处理；因为没有堕胎罪的规定，如果看不出有对母体的侵害，则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如果在对部分露出时的胎儿加以杀害，之后胎儿又由于种种原因回到母体之内的情形，也必须认定为杀人罪。还有学者认为“根据有无独立攻击的可能性来区别客体的性质是不合理的，应该以值得作为杀人罪保护客体的人是否存在来作为区别的标准” ，但是，作为杀人罪对象的认定，是为了解决胎儿发展到什么阶段值才得刑法加以保护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以是否能受到实际的攻击作为认定的标准呢？我认为，这并没有混淆问题的逻辑。
二、生命的终结
关于人的死亡，学说上主要有脉搏停跳说、心脏停跳说、呼吸停止说、瞳孔放大、脉搏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的综合说、脑死说等观点的对立。在大陆法系国家，综合说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脑死说正逐步变得有力 ；在英美法系国家，脑死说也是占据上风 。我认为，从死亡的不可逆转性以及究竟人体的什么器官死亡就会引起人不可逆转的死亡这两点出发，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脉搏停跳、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等已经不具有不可逆转性，但从目前的医学水平看，一旦脑死亡，则很难恢复其功能，所以脑死说的观点有力化有科学的依据。不过，从当前的情形看，如何判断脑死亡尚且是个困难的事情，一旦把脑尚未死亡的主体认定脑死亡，将会导致对生命权的过分忽视，正如大冢仁教授所言“如果从作为人的存在性由脑机能所规制来看，脑死说在理论上是妥当的，但是，在当今的医学水平中脑死的判断尚有不确定的东西。为了慎重地确定死亡时期，还不得不根据综合判断说。”
我国刑法学界一直把综合说作为判断脑死亡的标准，晚近部分学者提出了把脑死说作为死亡的标志的观点。 如有学者认为，“就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说，大脑既不能移植，也不能用器具来维持其功能，将之作为生命终止的标准比较稳定，不必面临复杂的医学实施问题。”我国新近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首次采取心跳停止死亡和脑死亡两种死亡标准并存、两种选择自主的方针，在死亡的认定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为了人体器官的移植把脑死亡的人认定为已经死亡，从而移植其器官，这本身就存在一个法益的衡量问题；另外，如上所述，如何认定脑死尚且存在疑问，况且为了移植器官认定人死亡与为了惩罚犯罪认定人的死亡时期，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实践中，有大批所谓被宣布脑死亡的植物人，这些人是否能被社会公认为已经死亡，对之实施杀害行为是否能不被社会承认为故意杀人尚且存在着疑问 ；另外，也有被宣布脑死亡又恢复成正常人的案例 ，这些情形如何处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个人的东西，人的死亡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所以仅仅以医学的需要为标准，还不能令人接受。所以，我认为，目前仍然应当把综合说作为死亡的标准。这样一来，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教授的一段话，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启发价值：“什么是脑死，脑死判定标准何在的问题，本来是自然科学、医学上的问题。但是，是否应当将脑死作为人死的标准，不仅是涉及当事人本人，而且也是和当事人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区有关的社会性问题。其中，还存在以科学的合理主义无法评价的情绪性的神秘实体问题在内。在此意义上讲，人死，是富有社会评价的社会实践问题。在我国，尽管在法律家以及医生当中，脑死说正在逐渐渗透，但是，全体国民却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点，因此，全面引进脑死说，恐怕还为时尚早。”
综上，我认为为了扩大对人的生命权利的保护，应当以一部露出说作为生命开始的标志，以综合说作为认定死亡的标准。

[1]林山田：《刑法特论》（上），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31页。
[2][日]木村龟二著，顾肖荣等译：《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19页。
[3]只是在符合刑法有关错误的理论时，存在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余地。
[4]韩忠谟：《刑法各论》，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330页。
[5]刘清波：《民法概论》（上），作者发行1990年版，第32页。
[6]林山田：《刑法特论》（上），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32页。
[7][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8][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10] 参见[英]J·W·塞西尔·特纳著，王国庆等译：《肯尼刑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J·C·史密斯、B·霍根著，李贵芳等译：《英国刑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
[11] 刘明祥：《人的出生与刑法对人生命和健康的保护》，载《武大刑事法论坛》第二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各论比较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页。
[13]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809页。
[14] [日]前田雅英著，董?舆译：《刑法各论讲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印行，第12页。
[15] 安翱、杨彩霞:《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16] [日]西田典之著，刘明祥、王昭武译：《日本刑法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7] [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18] 参见赵秉志主编：《英美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9] [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0] 参见刘明祥：《脑死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4期。
[21] 据报道，美国人苏珊在被宣布为脑死亡后仍然产下了女婴。苏珊今年26岁，曾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17岁时，她患上严重的黑素瘤皮肤癌，后经过切除手术，病情稳定下来，她也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毕业、找工作、结婚……然而就在今年5月7日晚，苏珊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时突然昏迷。经医院诊断，她身上的癌细胞已扩散至脑部，脑部功能完全停止，被确诊为脑死亡。当时，苏珊已怀孕15周。地时间8月2日，被宣布脑死亡近3个月的苏珊安全产下一名女婴。像苏珊这样的人是否能被社会接受为死亡存在很大的疑问。《美国再现植物人生育丈夫称不再维持其生命》，
2005-08-04，http://discovery.chinabyte.com/404/2057904.shtml。
[22] 例如，我国香港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一次火车事故中头部受重伤被宣布为脑死亡，后来在我国中医的诊疗下苏醒的事例。
[23] [日]曾根威彦著，黎宏译：《刑法学基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一起非道路交通事故涉及的法律问题

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 董振宇律师



问题；本案深静脉血栓后继治疗费计算是否合理？



基本案情：2005年10月12日18时左右，李某骑自行车于某村街道与其后刘某驾驶的无牌照摩托车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李某受伤，刘某为受伤。双方均未报警。李某在事故发生后将李某送至县第二医院诊治。诊断为;耻骨联合骨折，双下肢软组织挫伤。此间医药费均系刘支付。于2005年10月18日，由双方家属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刘某一次性给付李医药费1700元，此后李出现任何身体不好及病变与刘无关”。2005年11月4日. 李因左下肢肿胀再次到县第二医院治疗，经诊断怀疑深静脉血栓。2005年11月7日，李住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确诊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后在该院进行了局部麻醉静脉滤网置放术。术后?予链激酶等溶栓、抗凝、驱聚等治疗。2005年11月25日，经医院同意后出院。并建议“;阿司匹林肠溶片50mg，口服3/日；潘生丁片50mg;蚓激酶胶囊60wu;终生服用”。

对第二次住院发生的费用及今后的治疗费，经多次协商，刘以调解书为由拒不赔偿。李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协议书，要求刘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后继治疗费等费用。

被告辩称：李未观察后车辆情况，在未做手势的情况下强行左拐，导致与我方所骑摩托车碰撞。故原告所提请求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碰撞发生时原告于街右侧行驶，被告于街道中心线偏右侧行驶，碰撞前被告未鸣笛，被告前进方向与原告前进方向垂直距离约2.5米。

经原告申请，法院指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左下肢肾静脉血栓与交通事故有无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李2005年10月12日所受损伤与左下肢肾静脉血栓形成无直接因果关系，但受伤后长期卧位，肢体活动量减少及局部损伤等因素可诱发或加重其左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经审理查明：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住院19天期间医疗费31478.34元，租床费554元，交通费432元，遵医嘱今后治疗费145696.32元（按全国人口平均寿命71.8岁计算尚需28.8年，按药品价格及医嘱用量计算，金额为13.86元/日）。另自2005年11月12日至2005年12月25日，共计44天，误工费602.8元，护理费585.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60元上述费用总计179508.66元。

法院认为：被告骑摩托车在村街道上行驶，应履行谨慎注意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6条：“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第76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本案中街道无划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车道，原告所骑自行车属非机动车，在街道右侧行驶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在欲超越原告时，未鸣喇叭，以引起原告注意，且在街道中心线右侧行驶，从而缩短了与原告的安全距离，违反了超车的有关规定，且被告无驾驶证，由被告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受伤致耻骨骨折，不具备报案条件，而被告未受伤，具备报案条件，但未报案。故被告应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虽称原告系突然左拐才与原告相撞，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法院认为，因果关系既包括直接因果关系，又包括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致耻骨联合骨折，双下肢软组织挫伤，长期卧位肢体活动量减少是必然的。符合客观规律，而发生交通事故致原告受伤，长期卧位和肢体活动减少、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和紧密性，长期卧位、肢体活动量减少诱发或加重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具有特定环境下的必然性，因此原被告间交通事故与被告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由间接因果关系，被告作为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者应赔偿原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该交通事故只是诱因或加重因素，原告自身健康因素是其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内因。因此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原被告各自家属所签订给付赔偿金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但其中“后李出现任何身体不好及病变与刘无关”内容应仅适用于已发现伤情所引起的诸如感染等可预见性症状，而原告左下肢静脉血栓这种当时不能预见的症状的责任承担不能包含其中，否则违反公平原则。因此原告之损失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合议庭合议认为由被告承担40%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底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第1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刘某?付原告李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继续治疗费等共计人民币70103.46元。

2、驳回原告李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判决后刘某不服，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作者观点

问题；本案深静脉血栓后继治疗费计算是否合理？

本人认为：本案判决被告负担28.8年的后继治疗费的计算方法缺乏法律依据，理由：

1、《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19条第2款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一审法院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确定。器官功能的恢复费、适当整容费、以及其它后继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带时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鉴定结论确实是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发生的医药费一并予以赔偿。”

可见后继治疗费是否支持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支持的条件为“确定必然发生”。依必然因果关系理论，必然性为前一现象与后一现象是内在、必然、本质的联系。本案中以平均寿命计算后继治疗费，并非必然发生。因为原告的寿命并非必然与平均寿命完全一致，实际可能大于或小于平均寿命，具有不确定性。

2、违反《民法通则》中确定的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21条第3款“护理期限应计算至恢复自理能力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20年”。第25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之所以规定20年为上限，是因为“指向未来的一次性赔偿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计算期限过长难免会发生实际赔偿与生活实态不一致的情形，过分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负担，并可能使一次性高额赔偿转化为不当得利”。

本案判决中，后继治疗费“按全国人口平均寿命71.8岁计算尚需28.8年，按药品价格及医嘱用量计算，金额为13.86元/日”的计算方法，同样会产生因为“指向未来的一次性赔偿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计算期限过长难免会发生实际赔偿与生活实态不一致的情形，过分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负担，并可能使一次性高额赔偿转化为不当得利”的问题。对被告显示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