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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我国纠纷解决的理论和实践中，调解程序的存在既会弥补审判的缺失，又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发展。因此，调解制度再次得以复兴，调解水平逐渐得以提高，调解阶段稳步得以发育，调解程序发展到高级阶段，会产生当事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强调自己的主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并且服从合乎正义的判断的论证样式。【1】笔者所工作的人民法庭地处乡村社会，在根据乡村社会的地域环境和案件类型，乡村人民法庭应当充分发挥审判权的规范、引导和监督作用，完善诉讼与人民调解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直接的衔接机制，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3条第1款规定，诉讼与人民调解的衔接主要表现在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上。下文笔者将结合在司法实践中的认知和经验从诉前调解程序的规范、性质、理论和运行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诉前调解程序的规范依据

　　2010年8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简称《人民调解法》），其立法目的在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此法通过以前，实践中推动建立了声势浩大的“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强调实行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并用和联动，进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

　　2010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高级法院下达了《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通知》（简称《贯彻调解法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加强与人民调解在程序对接、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协调配合。

　　二、诉前调解程序的性质界定

　　由于部门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反复博弈，《人民调解法》对于存有争议的诉讼前置问题采取搁置策略，以避免引起冲突和质疑。【2】而《人民调解法》第31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于第33条第1款确立了司法确认程序，这说明人民调解的诉讼前置是倡导性前置，而非强制性前置，在我国人民调解实践经验还不充足、价值认同还不统一、操作技术还不成熟、规范程序还不完善、理论知识还不充足、制度设计还不完善等缺失环境下，倡导性前置有利于培育自主协商、社会诚信、纷争和解的文化，并分担司法日益繁重的现代化压力，形成人民调解和诉讼程序的合理衔接。

　　根据《贯彻调解法通知》，基层人民法院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实践中，乡村人民法庭根据案件的性质类型和社会结构发现两造具有可以向相同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就会询问起诉方是否获得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意见书（不管调没调成功，只要求实行了纠纷“过滤”），因为调解委员会具有接近纠纷发生地域的优势，获取纠纷相关信息的途径更为丰富，判断纠纷当事人的品格更为准确等法庭所不具备的天然禀赋，在当前的乡村司法中，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文书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方面是分量很重的证据，从而政策性、实践性、能动性的增加了诉前调解运行的频率。而且，从司法方式与社会的对应关系看，大调解的机制以及对调解手段的强调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应当说更适合于农村地区，适合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3】

　　虽然乡村司法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再是一个依土而生、以土而富的乡土社会，但是，以血缘、地缘为连结点的缩小化熟人社会和以业缘、趣缘为链接点的扩大化熟人社会决定着乡村司法地处熟人社会之中。人民法庭为了及时有效的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接近纠纷发生地域客观公正记录纠纷事实的作用，当事人出具相应的调解文书能够作为分量很重的有效证据。因此，笔者认为，诉前调解前置是一种倡导性的立法前置和引导性的司法前置。

　　三、诉前调解程序的理论思考

　　我国《人民调解法》将人民调解定位为公益服务，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并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从规范性分析上看，人民调解必然将乡村人民法庭的一部分案件于诉前过滤掉，在乡村社会没有实质性的变迁之前，诉诸人民法庭纠纷的形态和纠纷的数量是稳定的，人民调解过滤掉的那部分能够进入诉讼的案件必然会与乡村人民法庭形成资源竞相汲取的关系，乡村人民法庭案件数量的降低是否需要调整人员配备规模、财政经费额度、物质装备配置等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是否需要对乡村人民法庭重新制定工作任务、业务范围、考核标准和评估体系。在新型纠纷和“难办”案件中，乡村人民法庭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如何实现合理的分工和有效的衔接，无疑，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难办”案件中发挥的作用更小，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的依法调解能力欠佳甚至会将案件司法化和难办化。

　　实际上，有些纠纷即使产生了也不会（不符合起诉要件）或者不能（符合起诉要件但由于经济约束等原因没有起诉）进入诉讼程序，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人民性，其所拥有的基层调解网络，天然的亲和力和接近性最大限度地调动乡村群众的参与，其工作职能应当定位于纠纷预防、道德教化、乡村治理、动员和组织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在纠纷的解决上尽量化解不会、不能以及不宜（进入诉讼程序有碍于善良风俗和社会和谐）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在乡村人民法庭的诉讼过程中，法庭可以通过委托调解等方式吸收人民调解参与司法辅助活动，人民法庭的调解是依法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不违法调解，在诉讼程序中，吸收人民调解参与司法辅助活动，必然增加人民调解依法调解的意识和水平，为今后人民调解的依法调解趋向奠定实践基础和积累宝贵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受理条件和第7条 规定的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消极条件是《人民调解法》第3条所不能涵盖的，而且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就等于说司法确认不是人民法院的结案方式，不会对审判人员增加工作业绩和相应激励，但对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合法性判定必然需要审判人员智识的努力、精力的耗费和工作的增加，这也是为何有些法院没有至今没有“调确字”案号的实践性原因，但不是不存在司法确认的实践，该种实践以调解终结纠纷的形式存在。

　　四、诉前调解程序的运行分析

　　众所周知，法定的财政负担使法院告别了以开发案源来保障经费的窘迫时代，这只是一种规范性的表达和结果性的取向，实践性的认知和过程性的关注会使我们发现法院仍然在依靠诉讼收费维持运转。否则，同样是依靠国家财政负担法院和检察院在大多数基层地区为何会在人头工资以外的其他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多数县级法院以收纳的诉讼费维持运转，到了县级财政负担的时候再以所收诉讼费总额同应拨付财政额度进行核算，多交少补，从账面上看，法院确实依靠国家财政维持运转，但是，却也时常会听到法院内部“借”诉讼费办事的消息。

　　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收取调解费，依靠地方财政负担维持运转，人民调解的实际经费运转情况如何就需要进行实证性的调研。首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经费情况总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收支状况的制约；其次，地方财政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应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费之所需及时进行拨付，总有时间差的运转情形；再次，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费的情况还有看其同政府部门的争取和交涉的能力、方式、内容、过程和结果，甚至还有看地方关键领导的态度取向、重视程度、关注深度等。

　　如果人民调解的经费不能及时保证，那么，人民调解的广度、深度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人民调解的调解补助激励也将使人民调解委员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容易实现对进入诉讼程序“过滤”的纠纷上，在这些容易解决的纠纷上，人民调解委员和乡村人民法庭审判人员会产生经济资源的竞相汲取，而乡村人民法庭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又可能依法予以否定，如果这样的话既增加了当事人的成本支出，又造成了人民调解同诉讼程序的人为断裂和纠纷解决人员间的不当内耗，更损害了纠纷解决体系的职能分工和国家社会控制的制度效用。

　　五、小结

　　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94条中，仍然规定了倡导性的诉前调解程序，由当事人自愿申请进行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然而，如何在规范上科学合理规定依《人民调解法》达成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要件和在实践中现实妥当的协调人民调解和司法确认的机制定位、功能衔接、适用限度和经费保障，将是一个确保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得以顺利运行、获得实效、合理构建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季卫东著：《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

【2】范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评析》，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

【3】龙宗智：《关于“大调解”和“能动司法”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


　　（作者单位：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明确了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认定标准。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规定，对于此类行为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特定关系人”的含义

《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所谓“近亲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见，在民法意义上、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意义上近亲属的范围均有所不同，这就给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造成困惑。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从诉讼权利的角度作出规定，而不涉及经济利益，如果以此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不尽合理；同理，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亦不宜采用。相比之下，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侧重于经济利益关系，与《意见》所涉及的内容角度相近，因此，《意见》中“近亲属”的范围，应参照民法意义上的规定予以认定。

所谓“情妇（夫）”，一般是指除配偶之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人。司法实践中对于到底达到什么程度的男女关系才能称之为“情妇（夫）”，主要是看是否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和金钱包养关系，对此往往依赖于双方的交代，辅之以能够证明其交往情况的其他证据。如果曾经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但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相当长时间已断绝不正当关系的，不宜认定为“情妇（夫）”。

所谓“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里的“共同利益关系”是指以默契的形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方为谋取己方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必须顾及和维护另一方的利益。“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如共同占有或相互继承关系，此外，也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如政治、情感等方面。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个体户王某推荐的施工队承揽工程，王某从中获得好处费，张某未分得好处费，张某供称，他之所以帮忙使王某赚取好处费，是因为王某帮他运作关系跑官。从行为本质上讲，张某的行为属于权钱交易性质，但与典型的权钱交易相比不同的是，他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后，使王某从中得到好处。张某与王某之间具有相互利用的关系，即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使王某赚钱，王某为其跑官，二人系利益共同体，应当认定二人具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亦属于《意见》中规定的“特定关系人”。

二、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认定

《意见》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有两点需注意：第一，这里的“授意”，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主动要求请托人，也包括由请托人或特定关系人提出，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同意的情形。第二，该条款中规定“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该条款基于体例的需要强调了《意见》所列的交易、挂名领薪等贿赂形式，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上，只有上述形式才可以构成受贿罪。相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刑法原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由第三人收受贿赂的形式既包括直接给财物等传统受贿形式，还包括《意见》中列举的新类型受贿形式，以及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特征的其他受贿形式。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受贿共犯

《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一）所谓通谋，就是指犯意的共同沟通和谋划，谋划的内容应当既包括谋利，也包括收受财物。特定关系人在接受请托人财物时明知该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的对价，这样才可以对特定关系人认定为受贿共犯。在此，“通谋”包括事先通谋、事中通谋、事后通谋。这就意味，具体有以下通谋方式的，特定关系人均可以受贿共犯论处：一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共谋约定，由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特定关系人从请托人处收受财物的；二是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后，请托人为感谢将贿赂款物送给其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收受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的。

（二）特定关系人要积极实施谋利和收受财物行为的才构成共同受贿，二者缺一不可。在共同受贿中，特定关系人的谋利行为体现在其代请托人转达请托事项上，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应区别对待：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后，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明知该财物是请托人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所给予的而收受。特定关系人在主观上虽有明知但并未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谋，在客观上未参与谋利行为，缺乏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故对于其收受贿赂款物的行为不能以受贿共犯论处。

2.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并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其要求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知情，双方则构成共同受贿；如果无证据证明该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因缺乏双方对收受财物的共同犯罪故意，因此不能认定为共同受贿。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有证据证明其系不正确履行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对其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于该特定关系人，如果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为不正当利益的，可根据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