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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保护管理条例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4:56:57  浏览:8256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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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保护管理条例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保护管理条例

(1995年5月2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95年8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造林林区(以下统称飞播林区)的保护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件。

  第二条 本条例所指的飞播林区范围为:喜德县的鲁基乡、李子乡、红莫镇、西河乡、东河乡、北山乡;昭觉县的普诗乡和玛增依乌乡;西昌市的大箐乡、四合乡、大兴乡、川兴镇和泸山风景林区,以及与飞播林毗邻的西昌市海南乡、高枧乡、西郊乡、月华乡、兴胜乡、礼州镇、锅盖梁镇、西乡乡、小庙乡。

  第三条 飞播林区的飞播林,是以涵养水源、保护水土、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为主的防护林。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飞播林区范围内生产、生活、经营和从事其他活动,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五条 自治州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喜德县、昭觉县、西昌市(以下简称二县一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飞播区的保护、管理、指导、协调和检查、监督。

飞播林区的林业场、站、所依照本条例,做好保护、管理工作。

第六条 二县一市人民政府和飞播林区的乡(镇)人民政府,实行飞播区挂号信管理目标责任制度。

第七条 飞播林区的保护管理经费,分别列入自治州和二县一市的财政预算。

第二章 经营管理

第八条 飞播林区的国有林木、林地,属于国家资产,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派的林业场、站、所保护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不得划归集体和个人所有。受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乡(镇)、村组可代为管护本辖区内的国有林。

飞播林区内已划定的集体林木、林地属集体所有,禁止以任何形式划归个人所有。

飞播林区内村民自留山和房前屋后栽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第九条 飞播林区的林木、林地权属,由二县一市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未经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不得采伐飞播林区的国有飞播林。

泸山风景林区内的国有林,严禁采伐。

第十一条 飞播林区的林业场、站、所不得从事木材经营。经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的抚育间伐,必须按照技术规程进行,所间伐的木材,由二县一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木材经营单位代购代销。

第十二条 未经二县一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人不得砍伐飞播林区的集体林木。

经所在县、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抚育间伐飞播林区的集体林的小径材,可作村民生产生活用材或燃料。

飞播林区村民自留山、自留地和房前屋后归个人所有的林木的采伐,按《四川省绿化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林政执法人员和飞播林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对盗伐滥伐、偷运木材的行为,均有权制止,并交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处理。

第十四条 非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木材经营、加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收购飞播林的木材。

第十五条 飞播林区内的木材经营、加工单位和个人,必须先经自治州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木材经营许可证》、《木材加工许可证》后,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经营、加工木材的《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 飞播林区内的乡(镇)、村组和村民经批准采伐的集体林木材,除自用外,可销售给指定的木材经营单位,或委托其代购代销。

第十七条 经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在飞播林区入山要道设立木材检查站,由林业行政执法人员持证,对携运木材的车辆、运具和人员进行检查。发现无证携带木材、证货不符合运输木材的,不分行政区刚,一律由发现地的林政执法人员扣押,交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章 林地管理

第十八条 飞播林区范围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林业用地,主要用于森林资源的培育和发展。各级林业部门和乡(镇)村组,应坚持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采取有效措施,限期绿化宜林荒山荒地。

第十九条 二县一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飞播林区的植树造林,应统一规则,给予扶持。林业场、站、所负责施业区内国有林地的植树造林,并对林区乡(镇)村、村组和企事业单位的造林实施指导、服务、监督。林区乡(镇)、村组和林区的企、事业单位,负责本辖区造林地块的落实,组织人员施工。

飞播林区的疏林地和林中空地应封山育林,补植被播。封山育林期间,禁止放牧。

第二十条 禁止在国有和集体林地毁林开垦。飞播林区内的现有耕地应予稳定。已在25度以上陡坡林地开垦耕种,应逐步退耕还林。

第二十一条 未经二县一市人民政府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迁入飞播林区内居住。经批准已在飞播林区内居住的住户,不得在飞播林区内擅自搬迁。

第二十二条 飞播林区乡(镇)、村组修建公共设施用地和村民宅地基地,不得占用国有林地。

第二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需改变飞播林区内国有林地用途,或征用、占用的,应报经省级经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按土地管理权限报批。

因特殊情况需改变飞播林区集体林地用地,或征用、占用的,由用地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乡(镇)、村组签署意见,报县、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并按土地管理权限报批。

经批准征用、占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缴纳林地占用费、林木及附着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二十四条 未经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禁止在飞播林区内进行采石、采脂、采种、采土、开矿、建窑,以及其他林木、林地有损坏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飞播林区的森林防火,按《森林防火条例》的规定执行。二县一市和飞播林区乡(镇)人民政府、企事业单位,应加强飞播林防火机构的建设,实行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制度。

第二十六条 飞播林防火应制订扑火预案,落实防范措施,加强林区野外用火管理;一旦发生火警火灾,当地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必须及时组织林区群众和附件单位扑灭。

第二十七条 飞播林毗邻交界地段的各有关单位,均须制订森林防火联防措施,实行联防联治。

第二十八条 飞播林病早害防治按照《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的规定执行。实行“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

飞播林发生大面积爆发性或者危险性病虫害时,由二县一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力量,及时防治。

第二十九条 为防止森林病虫害的扩散蔓延,对飞播林区的林木种苗和木材、林副产品,实行进出检疫制度。

第三十条 大力推广防治技术,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飞播林区内各种有益生物,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

第三十一条 飞播林区的野生动物保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三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自治州和二县一市人民政府或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保护管理飞播林资源成绩突出的;

(二)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成绩显著的;

(三)动员和组织外来人员搬迁出飞播林区成绩突出的;

(四)及时制止、检举违反本条例和行为或林业行政执法有功的;

(五)对保护管理飞播林有其他特殊贡献。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应负责责任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一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批准将国有林木、林地划归集体或个人所有,或者将集体林木、林地划归个人所有的;

(二)擅自批准采伐飞播林木的;

(三)违反抚户间伐技术规程的;

(四)擅自改变,或者越权批准他人改变国有和集体林地用途;

(五)不及时组织补救森林火灾和防治森林病虫害的;

(六)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职责的。

第三十五条 妨碍林业行政执法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盗伐、滥伐飞播林区林木,情节轻微的,由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已砍伐的林木,处以违法所得三至十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超限额伐飞播林木材的,或者批准采伐集体林而采伐国有林木的,以滥伐林木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中止违法行为,造成损坏的,视其情节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未经批准经营、加工飞播林木材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经营、加工的木材及违法所得,并处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无证运输木材的,依照《四川省木材运输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对不服从检查、强行冲差或殴打、侮辱林业行政扫法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在飞播林区内毁林开垦、破坏林地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破坏活动,赔偿经济损失,限期退耕还林,并处每亩2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退耕还林的,处以每亩每年200元至500元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擅自批准采伐飞播林木,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宁,致使飞播林资源遭受重大损失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擅自迁入飞播林区居住的,由迁入所在地的县(市)、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搬出飞播林区,搬迁费用自理。

经批准已在飞播林区内居住的住户擅自搬迁的,由迁入所在地的县(市)、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搬回原住处。

第四十三条 飞播林区乡(镇)村组和林业场、站、所,以及飞播林区内的企、事业单位,所辖区域内宜林荒山荒地未能限期绿化的或疏林地、林中空地没有限期完成补植补播或封山育林的,除由所在单位或其上一级主管部门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外,并由县、市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四川省绿化条例》的规定,每年收取一次延误绿化费。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复议决定不眼的,可于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行政处罚决定拒不执行,也不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州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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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一九九二年度相互贸易议定书

中国政府和捷克 斯洛伐克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一九九二年度相互贸易议定书


(签订日期1991年12月4日 生效日期1992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根据一九九0年九月二十八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为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两国的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将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本议定书附表“甲”和附表“乙”所列商品开展贸易。双方把各自出口二亿五千万美元的商品作为努力目标。
  附表“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出口的指导性货单。
  附表“乙”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指导性货单。
  上述两附表是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第二条 两国政府支持、鼓励和监督两国有外贸经营权的经济实体采取国际通用的现汇、对销和易货等贸易作法,根据需要与可能签订本议定书第一条所列商品的进出口合同,并为实现本议定书所规定的目标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条 中国商品和捷克斯洛伐克商品将以美元或买卖双方接受的其他可兑换的货币支付。各项商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根据当时在主要市场的国际价格和通用作法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两国有外贸经营权的经济实体间开展易货贸易的清算,通过中国银行和捷克斯洛伐克贸易银行(股份公司)分别开立美元或买卖双方接受的其他货币帐户进行。

  第四条 两国政府在两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条例和经济政策范围内对甲、乙两附表所列商品的贸易提供可能的便利。

  第五条 议定书有效期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四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捷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货单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谷永江               约·巴克沙伊
     (签字)               (签字)
试论立法成本
??兼议我国立法现状

刘建昆


论文内容提要: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就我国学者对立法成本的研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立法成本的内涵;然后对立法成本的外延进行了初步界定。第二部分对立法成本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进行简要分析,作为对立法成本认识的继续。第三部分通过观察我国立法成本现状认为我国立法存在成本过高的弊端,进而探讨了其原因,提出三点对策:立法原则上向立法的社会自发型倾斜;建立和运行单项立法的成本-收益分析程序;对现行立法进行整理修订。

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国家的方方面面都步入了正轨。立法活动也日益频繁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一九九八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制定法律文件和与法律有关的决议320余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1900余件 ;全国已制定地方性法规6311件,自治条例302件,单行条例207件,地方政府规章制度969件 。面对如此活跃的立法活动和如此众多的法律文件,首先我们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累累硕果感到由衷高兴,其次我们也看到,我国的法制状况仍然不容乐观,经常受到抨击的方面主要有:1)法律体系不完善:2)法的越权制定;3)法之间相互矛盾抵触、冲突和不衔接;4)立法技术不高,质量较差;5)存在以立法形式争利倾向……种种弊病不一而足。因而,我们也就不得不对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立法活动有所反思。本文拟从立法的经济分析角度.对我国立法的数量,速度和质量进行一点探讨,或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所谓“经济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例如宏观的成本分析法和微观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不确定因素分析法、最优化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等。 本文拟采用的主要是成本分析法和不确定因素分析法。

一 立法经济分析的基础:立法成本及其构成

法,作为由政府 提供的公共物品 ,国家在制定和认可它的过程中,必定要投入一定的资源 。这些资源投入就是立法成本投入。关于立法成本,目前国内学界尚少专门论述,但已有所涉及。在直接或间接的论述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立法成本是法律成本的一部分,指“立法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及所耗费的时间等资源的支出。”
2 立法成本是指“国家为建立一种新的制度结构或利益格局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3 “立法成本是立法过程中的全部费用的支出,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可见,学界对立法成本一般界定为立法机构在立法活动中支付的全部费用。我认为。上述观点是对立法成本的一种不成熟理解,反映出学者对把经济分析研究应用到法学领域时的缺乏思考。它们至少有以下缺陷:
1狭隘性。把“立法”一词仅仅理解为立法机构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从而“立法成本”也就成了立法机构立法活动支出的费用,却忘记了立法表面上仅仅是立法机构的行为,但是立法机构的背后,是有阶级性的国家,国家之后尚存在一个市民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国家后于原始社会而历史的形成,法也是首先产生于社会的生产与交换(习惯),然后才经国家认可为法律(习惯法),最后国家才创制法律(立法)。法最初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上具,后来才成为
国家统治社会的工具。立法虽然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的行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不如说立法活动是包括国家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因此,立法主体不限于国家,立法成本也不应仅仅是国家立法机关形成法律文本的成本,必须与法律制定前的社会进行历史的联系。对“立法”的狭隘理解是对“立法成本”狭隘理解的根源。
2机械性。学者大多把法律成本分为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司法成本、守法成本等,从中得出立法成本概念。但是,尽管从法的运行角度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部分可以独立存在,对于法律的成本来说则未必如此。
法律制定过程中对于未来法律的运行已有预期,执法、司法、守法、监督等成本不过是将立法时确定的成本预期现实地表达出来。因此四种成本概念并非各自独立、毫无关联,而是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的。与其说法律成本可以分解成以上部
分,还不如说从不同观察角度有不同的观察结果。机械地划分,得出来的结果必然不具有实际意义。
3不周延性。我们要对立法进行经济分析,就必须对立法成本的外延(容后详述)有全面的认识。狭隘地和机械地理解了立法成本的内涵的结果,就是其外延必然难以覆盖全部的立法成本支出,经济分析的结论也就难保正确了。
我认为,立法成本是一国为了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而在法律形成过程中加以确定并在法律运行时具体表现的由国家和社会其他主体共同承担支付的各种资源的总和。与物质财富的生产成本相比,立法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非生产性。立法成本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成本,从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成本,即进行组织、激励、控制等活动的成本,虽然耗费一定的资源但不会直接生产物质财富。
(2)不确定性。立法成本是法在形成、运行的一个较长时期的结果,不但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成本具体表现时有大量的不确定因素,而且对已产生的成本进行计量也很困难,因此对立法成本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难度较大。但是进行较为粗略的分析则并非不可能。
立法,并非仅仅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即可完成,对立法的经济分析也不是仅仅分析立法机关支出的活动费用就可以得出结论。立法投入的一种最主要的资源被忽略了,这种资源不是别的,正是国家强制力。法律区别于其他行为规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没有了国家强制力的投入,立法机关“生产”出来的就可能仅仅是一篇论文。国家强制力不是在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自动产生的,而是在立法中己经投入了的。执法、司法、守法各活动过程中所支出的,当然是其各自成本,但是从立法角度观察,又都构成立法的成本。
在经济学上,可以分别从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研究生产问题:但是,我们借用经济学的方法应用到法学研究领域时,却发现,立法活动的物质产品仅仅是一部法律的文本。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确立一个标准使立法成本易于衡量、比较。既然立法成本是资源的投入,而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用货币来计算的,那么只要我们确定了立法成本的资源构成,再将其用机会成本的方式换算为货币形态即可。
立法成本的构成学者之间的论述也多不一致。我认为,立法成本应当包括以下部分:首先,从草案形成到表决通过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这一部分构成没有很大争议。主要是指立法者的.工资、福利及办公费用的支出以及法律文本费用的支出。这一部分支出与立法机构的身份以及所立之法的位阶密切相关,但相对比较固定。其次,法律强制力的支出。这部分支出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计算出来:1、执法和司法成本包括执法者司法者的工资、福利及办公费用等国家为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而支付的财政支出。2、守法支出。社会公众和组织在遵守法律时并非毫无成本,虽然这部分支出不是由国家承担,甚至有时还构成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作为国家强制力的机会价格是应当计入成本的。因为如果不是国家强制力的存在,被假设为“理性经济人”的守法主体,是不会增加自己的支出的。3,违法成本支出。社会成员选择违法时,一则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这些损失构成立法的机会成本。二则国家在纠正违法时对违法者施加的惩罚减少了社会福利,也构成法律强制力的价格。
立法的第三部分成本主要有:1、在立法之前的准备阶段,因规划设计、组织起草、讨论拟订等活动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由国家支付的和由社会有关主体支付的。因为立法活动是对既存的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改变,社会主体对立法活动由关心而参与,要支付一定费用,包括所谓的“立法寻租”费用。 2、法律制定之后,为预备法律的实施及“为宣传、解释法律观点而支付的全部费用”、“法律宣传费用”、“法律传播费用”。
以上各部分之和予以变现,便构成了立法的总成本(Total Cost ) 。经济学上,一般用以下函数曲线表示成本函数。

为了进一步分析立法成本的问题,引入以下概念也许是有用的。
立法平均成本(Average Cost):指制定每一单位的法律规范所投入的成本。我们注意到,法律与有形商品不同,产品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立法平均成本概念作为一个指标仍然是有用的,其“高低是衡量异国法制系是否有效律的直接标准,是法律支出的晴雨表。”
立法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 ):指为取得最后一个单位的收益进行生产而追加的立法成本。边际成本曲线告诉我们,立法边际成本先是随着立法数量增多而不断减少,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则会随着立法总量的增多而增大。立法边际成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立法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当继续立法会带来边际成本增大时,该项立法就可以适可而止了。


二 立法成本的函数:不确定因素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立法成本的构成和计算相当复杂。这就要我们对立法成本函数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分析,以得出对立法成本的更为明确的认识,并从中找出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收益的途径。
从总体上看,影响立法成本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以下儿个:
(一)法律的产生机制。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定法律的机构自身情况,例如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是代议机关立法还是授权立法等。一般的说,全国性立法成本要高于地方性立法,代议机关立法成本要高于授权立法。 另一方面,法律产生的具体过程也影响立法成本。例如,民商法上进行了“个别意思表示、合同特别条款→普通意思表示、合同一般条款→习惯、特例→习惯法→制定法” 这一由非正式制度规范到正式制度规范的渐变的法律成本较低;而
从外国盲目引进的法律如不适合需要则成本会大大高于前者。当然,适时引进并成功的进行了“本土化”的外来法,其成本又会大大低于前者。从这个意义上,学者之间一度争论激烈的法律现代化究竟是西方化抑或本土化是确实存在一条“中间化”道路的。
(二)社会变迁的速度和法律的稳定性。在一个社会变迁速度过快的国家、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频繁变化,导致立法机关不得不对法律文件不断立、改、废,而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现实,立法支出、国家强制力价格等都大大增加:而在一个社会相对稳定,并稳步发展的国家里,立法者只需按部就班的进行立法工作,就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立法成本自然降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口号存在的合理性。
(三)所立法律的成熟程度。法律的成熟程度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是该法律在客观上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是经济基础的需要??或者说是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描述法律,他把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 其次,从法律颁布时间角度也可以观察法律的成熟程度。一部好的法必须是在最适当的时间颁布,以减少成本并且取得最佳的时间效益。 立法超越现实和滞后现实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乏其例。
(四)立法的技术性因素科学与否。一部立法技术高的法律,应当尽量减少非逻辑的,相互冲突的因素。法律的体系化科学化正是由立法技术得以体现的。好的法律会因其规模产生效益,而立法技术不高的法律,体系内部相互冲突,相互矛盾,造成守法者无措手足,执法者也无法可依,大大增加立法成本:主要是法律强制力价格的上涨,其危害性后果有甚于无法。
(五)公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及其习惯的行为方式。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基础对法律的需求是可以分解为社会主体个人的需求的,即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偏好。 我们不否认法律可以改变公众行为,因为法的规范功能中具有教育功能 。但是既存的人们的习惯的或者倾向的行为方式对立法成本有很大的影响。立法如将其规定为违法状态,并试图改变它,较之顺应该习惯或倾向的立法要大大增加成本,尤其是动用国家强制力教育、纠正之的成本支出。
(六)执法者的素质及其工作效率。假如我们可以假设执法者具有一种极为可靠的能力:他将发现所有的违法行为并给予相应的处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违法现象将被降低到极低的水平,这时,法律强制力的支出大大减少,庞大的执法机关的存在就没有了必要,立法成本的价格降至很低。但是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极难实现。因为信息不完善也存在于执法领域,也就是说违法的“黑数”存在。这就为违法者的投机行为创造了机会??或者说是诱因之一。尤其是违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