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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重在提高制度执行力

盛立军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大责任，是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生力军。为充分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检察机关必须首先抓好自身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从严治检，建设一支“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官队伍。“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定好的反腐倡廉制度不容易，把这些制度落实好则更难。制度建设的成效如何，最终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力。胡锦涛同志强调，要“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因此，强化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是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成效的根本大计。当前，检察机关推进自身反腐倡廉建设，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党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举，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制度执行力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核心保障作用。

　　一、狠抓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廉政制度执行的能动性。

　　反腐倡廉教育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廉政制度执行力。我们要在不断完善现有廉政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增强制度执行力度，坚决作到“有法必依”。在实际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业务教育，不断提高检察干部的思想道德境界和业务水准，加大各项制度的宣传，把已经制订的制度落实到位。同时我们还要对工作中遇到的廉政问题及时进行梳理，找到制度缺陷，从而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我们检察干部一定要确立执法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充分认识到权力是人民给的，行使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要通过把廉政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教育的全过程，努力形成廉政教育的长效机制。

1、要抓好学习教育，努力提高检察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是防止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要采取多种形式对检察干部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学习教育。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精神，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纲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六个严禁”等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全体干警进行遵守检察纪律、廉政纪律、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的教育，促使全体干警进一步强化纪律观念，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廉洁从检意识，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理念、改进执法作风，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廉政纪律，经济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为廉政制度执行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是增强业务素质。精通业务是提高执行力的关键，检察机关必须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强化业务学习，增强实战技能。职务犯罪案件要立得住、诉得出、判得了，刑事案件要宽严相济、保证100％的准确率，法律监督要着力解决群众告状无门，司法机关裁判不公等问题，确保检察权为民所用、为民谋利。只有提高业务素质，才能保证我们把个个案件都办成“铁案”、“精案”，让任何人都无机可乘，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将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教育要具有前瞻性。反腐倡廉教育既要着眼于当前，又要立足长远，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廉政制度执行的能动性。通过参观看守所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参与刑事庭审等现场活动，开展及时有效的典型性警示教育，如：原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纪检组长胡志忠在担任中原区检察院检察长期间严重贪污腐败，仅个人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就达1700多万元，“小金库”资金达4700多万元。又如：成都市龙泉驿区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宁德怀自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２年１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采用侵吞、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龙泉驿区检察院公款１５９万多元，已被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典型案例教育，使干警思想上产生震撼，心灵得到净化，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利益观，提高执行廉政制度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二、完善廉政制度建设，增强廉政制度执行的保障性

　　健全制度是针对当前廉政建设现状提出的新要求，是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制度的执行则是制度建设的关键，也是检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根据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只有切实完善制度建设，找准反腐倡廉制度执行上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1、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检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制度。

　　一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一级抓一级，谁主管，谁负责”的党风廉政建设措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检察机关做好自身反腐倡廉工作的“龙头”制度，必须抓好抓实；二要不断完善各项廉政建设制度，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诫免谈话等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和检察干部执法档案，强调干净干事，增强党纪政纪法纪观念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二是建立健全规范领导班子行为的制度。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规范“一把手”行为，关键要靠制度。一方面，要制定规范领导干部个人行为的制度，如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探索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等各项廉洁自律制度；另一方面，要突出完善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制度。在完善民主集中制，健全重大事项、重大决策议事规则的基础上，全力推进党务、检务公开以及情况通报、征求意见制度，充分发扬民主，有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专断。

　　三是建立健全规范执法办案行为的制度。防止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检察机关自身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极为重要。要针对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批捕、起诉等各环节制定监督制约制度，完善检察业务规范，健全执法责任制度，严格错案责任追究，保证各项检察工作部署得以有效贯彻落实。

三、加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督查，增强廉政制度执行的实效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能否落实，监督检查系于一半。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应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1、督促领导干部做执行制度的表率。制度能否得到执行，关键在领导。要增强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督促他们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在制度执行上率先垂范。要求普通干部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只有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做出榜样、抓出成效，才能形成自觉遵守和执行制度的良好风气。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遵守制度，还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检务督查要适时有效延伸。一是认真落实《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等廉政规定，注意抓好案前的教育防范，办案过程和案件事后的监督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办案的各个环节，做到监督关口前移；二是加强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监督管理，管好干警的“工作圈”、“社交圈”和“生活圈”，把干警非工作时间的活动纳入监督视野，防微杜渐；三是将检务督查纳入公众视野，设立检务监督台，广泛征询社会各界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3、坚决落实责任追究制和反馈机制建设

　　一制度执行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责任的追究不到位，严肃惩处违反制度的行为，是提高制度执行力的重要保障和根本措施。各级领导班子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原则、是非分明、敢抓敢管，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对那些对制度规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彻底强化制度对权力的硬约束，使制度真正成为不可触犯的“高压线”。

　　二反馈是检验制度优劣和了解制度执行效果的基本渠道。检察机关要建立健全自身反腐倡廉制度执行情况的信息反馈机制，通过情况汇报、调查研究以及对综合信息的分析，及时了解掌握反腐倡廉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制度本身的缺陷，适时进行修改完善，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推出新的反腐倡廉制度。

　　当前，我们检察机关要以提高廉政制度执行力为重点，以廉政教育为手段，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健全完善各项制度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进行重点突破，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的要求，大力推进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保证检察权健康有效行使。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检察院：盛立军

电话：15049916619
民族法制研究的拓新之作——〈金律研究〉评介

王威(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

民族法制史研究，在中国法律史学和民族法学研究领域，乃是最薄弱的环节，迄今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寥寥无几。这不仅制约了民族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与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有鉴于此，作者在完成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相关课题的基础上，历时四载，撰写了《金律研究》一书。1995年，本书获台湾"中华发展基金"资助，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向海内外发行。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民族法制研究的著作。

本书分绪论、金朝法制总论、行政法律研究、刑事法律研究、民事法律研究、经济法律研究、司法组织与诉讼法律研究七个部分及附录金朝法制大事记，共计约20万字。它以12世纪初至13世纪前期中国北部各民族之间交互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为背景，对金朝立法建制进行了系统的多层面的探讨；尤其对女真民族传统法思想的异化，金律之渊源，金律作为封建特权法和民族统治法的二元制特色，金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金朝立法建制的得失，以及金朝法制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调节民族关系，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调控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诸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富有新意和开创性，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其中突出的有三点：

第一、作者通过民族法制断代史的系统研究，向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传统的"华夏正统"观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华夏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或入主中原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或控制中国部分地区与汉族政权长期并峙。然而，迄今为止的多数法制史论著，受"华夏正统"观念影响，除对元、清法制稍加注意外，其余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倍受冷落，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或只是对其中野蛮落后的内容痛加挞伐，却置其法制上的创新和建树于不顾。本书以充分的史实显示，女真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和融合了汉族及其它各族文明的精华，对异质文化博采兼纳，形成以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多元一体的金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金朝立法上采唐宋之制，参以女真传统习惯法中适用的规范，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制，对元朝立法影响深远。可见金律与两宋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并列于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正统"地位。
第二、
突破了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在法律史学领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区，即偏重立法研究，满足于对法律法规，特别是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基本律典的结构、条文作"静态"评介，而对于这些书面的法律法规是否施行，在施行中有无变化，实施后产生的效果如何，则漠然置之，或轻描淡写，或完全未予涉及。这就使法律史研究失去了活力和作为一门学科的完整性、科学性。本书为突破上述误区作了富有成效的尝试。一方面，在立法上不仅作墨于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律典《泰和律义》，而且注意考察其定型前后颁行的所有法律法规。作者以为，《泰和律义》虽然堪称金朝立法成就的集中体现，却不能反映此前九十余年间金律发展演变的历程，无法显示金朝120年间立法建制的全貌。此前制订的法律法规，都是有金一代长期通行的成法定制。另一方面，又放眼于金、辽、宋、蒙古汗国之间国家关系的广阔背景，结合金代民族斗争和融合的现实状况，从"动态"的角度对金律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并尽可能地搜辑散见于史籍中的案例，以实证各类法律在施行中的变化及所产生的社会功用。作者指出，在金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存在着颇为完善的法律施行保障机制。如在职官管理，惩贪倡廉，土地赋役，商贸管制等方面，立法周详，执法严格，成效显著，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三、本书就金朝法制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例如金朝法制的民族特色问题。学术界通常认为，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金与唐宋之制已基本达成一致。本书以为，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尽管儒家思想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并对金朝立法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那些女真民族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下来，深深置根于女真人心底，顽强地反映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使金朝典章制度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法制上，女真民族习惯法始终固守着传统的领地，如婚姻立法对于华夏历代王朝法律和礼制所禁止的同性为婚、冒丧嫁娶、良贱通婚等行为及"收继"婚俗，或长期放任，或沿用不革。行政立法中具有部落贵族议事性质的勃极烈制、地方政权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体制，经济立法中的牛头税制和通检推排法等，都在金法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又如，一般论著对于金代物力通检推排法的施行，都批评为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搜刮。而本书认为，金朝定期普查民户财力的通检推排法，旨在均平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针对家资殷实，仗恃权势逃避赋役的官豪和新贵，对深受物力少而赋役重的困扰的贫穷民户则利大于弊。他们有可能摆脱产去税存的窘况，不能因某些执行官吏不法扰民的行径而否定通检推排法的社会功用。
此外，本书还十分重视资料的选择和运用，对于未经信史佐证的史料取审慎态度，凸现出作者立论谨严，求实求真的治学之道。
(刊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