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1997年7月18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18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4号公布 1997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道路运输管理，维护运输市场秩序，保障运输经营者、旅客和货主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道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是指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长途旅客运输、汽车维修、搬运装卸、运输服务以及非营业性危险货物运输的活动。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的单位或者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市交通局是本市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市交通局所属的市区管理处和郊区县交通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劳动、税务、财政、物价、规划等管理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对道路运输进行管理。
第五条 本市道路运输应当遵循统一管理、协调发展、公平竞争和安全、及时、经济、方便的原则。
第六条 根据本市道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和运输市场的需要，本市逐步推行道路运输招标投标制度，促进运输资源合理配置。
第七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道路运输的科学技术研究，积极推广新型运输方式、技术和设备的使用，提高道路运输科学技术水平。
第二章 道路运输管理一般规定
第八条 道路运输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经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核同意，领取经营许可证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后，方可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
第九条 下列道路运输经营事项由市交通局审批：
（一）特种、专项货物运输；
（二）涉外货物运输；
（三）运输服务；
（四）长途旅客运输；
（五）一类汽车维修和有特殊技术要求的汽车维修；
（六）外省市道路运输经营者申请在本市从事道路运输。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道路运输经营事项由市区管理处和郊区县交通局审批。
第十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将其拥有的运输车辆向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领取车辆运输证件。
第十一条 按照规定应当进行检测的道路运输车辆和经过大修、二级维护的车辆应当进行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或者专项性能检测。未经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不得用于道路运输。
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站的设置，须经市交通局审核批准。
第十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购置、更新营业性运输车辆，应当在购置、更新前向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购置、更新。
第十三条 道路运输专业人员，应当按照规定接受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培训考核，经考试合格并取得市交通局核发的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第十四条 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对道路运输经营者和从事非营业性危险货物运输的单位或者个人，实行年度审验制度。
第十五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接受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和有关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
（二）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按照核定的技术级别从事经营活动；
（三）制定并实行服务标准、服务规程、收费管理、安全行车和车辆检修等规章制度；
（四）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规定的价格标准，不得多收费、乱收费；
（五）使用由税务机关监制的道路运输专用票据，不得伪造、涂改、倒卖和转借专用票据或者使用其他收费凭证；
（六）对从业人员加强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培训；
（七）对服务对象提出的服务质量问题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八）按照规定向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报送统计报表。
第十六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和期限向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交纳管理费。不按照规定交纳的，应当补交并按照规定交纳滞纳金。
第十七条 道路运输执法人员有权进入相关单位、作业现场和客货运输集散地，查阅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资料和各种票据，对涉及经营者经营秘密的内容或者资料，应当予以保密。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着装持证上岗。
市交通局设置的公路征费稽查站对过往车辆的道路运输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对未取得对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和车辆运输证件而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可以暂扣其运输车辆和机具设备。
第十九条 旅客、货主以及其他有关当事人对道路运输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向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投诉。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接到投诉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第二十条 对在道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服务质量、费用等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调解处理或者作出技术分析和鉴定。
第三章 货物运输
第二十一条 道路货物运输是指用汽车或者其它运输工具在道路上运送货物的活动。
道路货物运输分为普通货物、零担货物、大型物件、集装箱、冷藏保温、危险货物、商品汽车、搬家等运输方式。
第二十二条 市交通局应当加强对本市货物运输资源的管理，对大宗货物的运输，应当进行合理组织，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十三条 设立货物运输交易场所、枢纽站、营业站等，应当符合本市货物运输行业规划的要求，并经市交通局和规划部门审核同意。
第二十四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货物运输规则和作业规程受理和承运货物；
（二）特种、专项货物运输符合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三）零担货物运输应当按照批准的班期，定线、定点运输，并在车辆上装置线路牌；
（四）大型物件、集装箱、商品汽车的运输，应当取得市交通局核发的准运证件；
（五）大型物件、危险货物运输应当按照公安机关批准的时间、路线、区域行驶；
（六）遵守国家和本市禁运、限运、检疫控制进出境货物的管理规定；
（七）随车携带车辆运输证件等有关单证；
（八） 不得超载运输；
（九）完成区、县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市交通局统一组织调度的抢险、救灾、战备以及重要的物资运输。
第二十五条 在货物运输经营者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的，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长途旅客运输
第二十六条 长途旅客运输是指利用客运车辆从事本市与外省市之间、市区与郊区之间、郊区县城镇之间、郊区县城镇与乡村之间的旅客运输。
第二十七条 市交通局应当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社会需求，会同有关部门制订长途旅客运输场站的设置规划和分期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 长途旅客运输经营者经批准开业后，经营期不得少于90日。
长途旅客运输经营者停运或者歇业的，应当提前30日向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歇业的，还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停运或者歇业的，应当提前7 日在长途旅客运输沿线各站发布公告后，方可停运或者歇业。
第二十九条 长途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批准的线路、场站内，按照核准的班次和到、发车时间运营；
（二）营运中应当携带车辆运输证件和票据。外省市道路运输经营者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营运的，应当携带跨省市车辆运输证件和客车通行证件；
（三）在营运车辆指定位置悬挂线路标志牌，放置标有经营者名称、监督电话等项目的监督卡片，并张贴票价表；
（四）营运里程在400公里以上的，应当配备两名驾驶员；
（五）执行长途客运票价标准，实行统一售票制度；
（六）保持营运车辆性能良好，车容整洁，服务设施齐全，保证旅客乘车舒适和运营安全。
第三十条 禁止长途旅客运输经营者、司售人员的下列行为：
（一）擅自停运或者歇业；
（二）以不正当手段揽客；
（三）无故在途中甩客、更换车辆或者将旅客转由他人运送；
（四）超员载客；
（五）使用载货汽车、农用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等非客运车辆从事长途旅客运输。
第三十一条 因长途旅客运输经营者的过错造成旅客漏乘、误乘的，长途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及时安排旅客换乘或者双倍退还票款。
长途旅客运输经营者对无票乘车、持无效车票乘车或者超程乘车的旅客，可以双倍收取应收票款。
第五章 汽车维修
第三十二条 市交通局应当加强对汽车维修市场的管理，合理调整行业结构，优先发展特约维修、专门维修和高技术维修。
汽车维修企业按照技术等级分为一、二、三类。
第三十三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核定的技术级别和经营项目经营。技术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报道路运输管理部门重新核定技术级别；
（二）严格执行汽车维修技术标准、技术规范、质量管理和修竣车辆合格证等制度，使用合格的汽车维修配件，保证维修质量；
（三）汽车维修实行质量保证期制度。在保证期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应当无偿返修，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依法赔偿；
（四）对汽车进行大修和二级维护的，应当与托修方签订维修合同，使用统一的合同文本，并建立维修档案；
（五）严格按照规定收取修理费。工时费、材料费等应当分项计算，并将工时、材料明细清单交付托修方。
第三十四条 禁止汽车维修经营者的下列行为：
（一）利用汽车配件拼装汽车；
（二）承修报废汽车；
（三）使用假冒伪劣的汽车配件维修汽车；
（四）以不正当手段招揽汽车维修业务。
第三十五条 对在交通事故中损坏的车辆，托修方必须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证明到市交通局认定的维修企业维修，非认定的汽车维修企业不得承修。
第三十六条 汽车维修企业承接改变车身颜色、车型或者更换车架、车身、驾驶室、发动机，以及改变车辆原设计性能、用途、结构的维修业务，必须查验托修方是否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证明的，维修企业不得承修。
第三十七条 汽车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并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单位，经市交通局批准，可以对本单位的汽车进行大修或者二级维护，并应当遵守有关汽车维修的管理规定。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强行或者变相指定汽车维修企业维修汽车。
第六章 搬运装卸和运输服务
第三十九条 搬运装卸是指为道路货物运输车辆装卸货物及其相关作业的经营活动。
运输服务是指为道路运输提供客票代售、货运代理、道路运输信息服务、仓储理货等各项经营活动。
第四十条 搬运装卸经营者应当按照搬运装卸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从事危险货物、大型物件等特种、专项货物搬运装卸作业的，应当使用专用搬运装卸工具和防护设备。
第四十一条 运输服务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货运代理经营者应当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提供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发、代运货物、代办结算等服务项目；
（二）货运代理经营者，应当将受理的业务交给具有合法资格的货物运输经营者承运；
发生运输质量事故需要赔偿的，货运代理经营者应当先行赔偿，然后向责任方追偿；
（三）运输信息服务经营者应当向服务对象提供及时、准确的货物运输信息。因运输信息误差致使服务对象车辆空驶、延迟运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运输信息服务经营者应当依法赔偿；
（四）仓储理货经营者应当按照货物的性质、保管条件和有效期限，对货物分类存放，妥善保管；
（五）货物配载经营者应当在市交通局核定的线路内经营，合理组织货源，按照用户要求配装货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或者个人未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领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或者车辆运输证件而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由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3000元至3万元的罚款。
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擅自购置、更新营运车辆或者外省市道路运输经营者未经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000元至1万元罚款的处罚；情节严重的， 可以暂扣或者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或者车辆运输证件：
（一）超越技术级别从事经营活动；
（二）未将其拥有的运输车辆注册登记的；
（三）运输车辆未按照规定进行综合性能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而从事道路运输的；
（四）未按照规定使用或者伪造、涂改、倒卖、转借道路运输专用票据的；
（五）违反年度资格审验制度规定的。
第四十四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处以50元至200元罚款的处罚：
（一）道路运输的专业人员未取得市交通局核发的合格证擅自上岗作业的
（二）对服务对象提出的服务质量问题置之不理或者不及时处理的；
（三）未按照规定报送统计报表的。
第四十五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违反物价管理规定，多收费、乱收费的，由物价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由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给予暂扣或者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或者车辆运输证件的处罚。
第四十六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500 元至5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5000元至2万元罚款， 并可以暂扣或者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或者车辆运输证件：
（一）未按照规定的条件或者要求从事特种、专项货物运输的；
（二）零担货物运输未按照规定的班期、线路、站点运输或者未在车辆上装置线路牌的；
（三）未取得市交通局核发的准运证件从事大型物件、集装箱、商品汽车运输的；
（四）运输车辆未按照规定携带车辆运输证件等单证的；
（五）拒绝完成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市交通局统一组织调度的抢险、救灾、战备以及重要物资运输的。
第四十七条 长途旅客运输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对有本条规定的第（一）、（四）、（六）、（七）、（八）、（九）项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并可以暂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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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按照批准的线路、场站、班次、发车时间运输旅客的；
（二）营运中未按照规定携带车辆运输证件的；
（三）营运车辆未在指定位置悬挂线路标志牌、放置监督卡片或者张贴票价表的；
（四）各项服务规章制度不健全，屡次发生营运质量事故或者司售人员服务态度恶劣，屡次受到旅客投诉的；
（五）未按照规定实行统一售票制度的；
（六）擅自停运的；
（七）无故在营运途中甩客、更换车辆或者将旅客转由他人运送的；
（八）超员载客的；
（九）使用非客运车辆从事长途旅客运输的。
第四十八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对有本条规定的第（三）、（四）、（五）、（七）项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以5000元至2 万元的罚款，并可以暂扣或者吊销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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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按照汽车维修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维修汽车，维修质量低劣的；
（二）对修竣车辆未执行合格证制度的；
（三）利用汽车配件拼装汽车的；
（四）承修报废汽车的；
（五）使用假冒伪劣汽车配件维修汽车的；
（六）非认定汽车维修企业承修交通事故损坏车辆的；
（七）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证明，擅自承接改变车身颜色、车型或者更换车架、车身、驾驶室、发动机，以及改变车辆原设计性能、用途、结构的维修业务的。
第四十九条 搬运装卸和运输服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1000元至1万元罚款的处罚；情节严重的， 可以暂扣或者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
（一）未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搬运装卸质量低劣或者发生质量事故的；
（二）未使用专用搬运装卸工具和防护设备，从事特种、专项货物搬运装卸作业的；
（三）将受理的业务交给不具有合法资格的货物运输单位或者个人承运的；
（四）未在批准的线路内进行货物配载经营的。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发生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的，由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7年12月1 日起施行，1992年11月19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办法》和1994年12月30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道路长途旅客运输管理规定》、《北京市道路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1997年7月18日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学研究
——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的思考
闫 海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相关经济学和法学理论从国家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进行深入研究。文章首先简要回顾15世纪末以来西方关于国家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理论沿革；其次分别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个侧面分析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并以此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再次探讨市场中介组织发展与经济国际化趋势对国家与市场经济，进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影响；最后在上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应然性研究基础上，阐述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中国特色。
[关键字]经济法调整对象 国家 市场经济
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教授曾经强调：“谁要想建立一个经济法部门，就必须指出这些经济法规在调整对象上的同类性，或者提出我国现阶段已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它不同于以往人们所认识的任何一类经济关系并应找到这种经济关系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指出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原则和方法。”（1）尽管佟老作为学科经济法理论倡导者，不承认经济法成为独立部门法的存在，但上述论断为经济法的治学研究指明科学方向。回顾中国经济法学二十余年短暂的学科史，许多经济法学者正是以经济法调整对象为认知起点去构建经济法理论框架，并形成大、中、小、无四大类多流派的争鸣格局。（2） 然而深入研析1993年至今影响较大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民市场运作关系说”、“国家协调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所谓的新五论，会发现林林种种的理论主张背后隐藏着各学派对 “国家与市场经济”的不同见解。笔者认为经济法理论基石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而国家与市场经济问题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力图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给予应然与实然阐明。
一、简述国家与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轨迹
国家与市场经济理论的争论肇始于15世纪末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重商主义，尽管该学派存在15世纪-16世纪中叶的早期重商主义与16世纪下叶——17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之别，但反映商业资本和新兴资产阶级进行原始积累，扩张市场的客观要求，使之基本理论观点始终一脉相承，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并且国内市场仅仅是财富让渡，对外贸易才是增加一国财富的根本途径。因此主张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干预国际贸易、扩大产品出口和货币输入，限制或者禁止商品进口和货币输出，还主张借助国家政权对内扫除封建割据统一国内市场，对外实行殖民扩张拓展海外市场。在重商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英法等西欧国家先后颁布大量法令，如调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土地关系的圈地法令等、劳动关系的劳工法、济贫法等以及贸易关系的谷物法等，而其中1815年颁布的利用关税限制禁止谷物进出口、控制谷物价格的谷物法影响重大。（3）
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权业已巩固，因此形成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体现过多国家干预的法律制度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突破口是率先举起“经济自由”旗帜的“反谷物法同盟”，而18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法国的重农主义更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为，反对重商主义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和法律制度，提出“经济自由”是实现“公平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这一时代思想之大成者当属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中提出迄今耳熟能详的 “经济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守夜人” 三个基本范畴，并指出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象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秩序的任何干预都几乎必然有害 (4)， 因此政府的最佳角色是除了赋税外不存在任何经济职能的“守夜人”或“夜警政府”。亚当·斯密的学说得到广泛认同，他也因此成为自由主义的鼻祖，但同时代西欧乃至英国仍在公用事业、金融货币、对外贸易、价格、关税等经济领域颁布相当数量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如英国工厂法、关税法、法国的粮食降价法，其中“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落后的德国急于赶超经济发达西欧诸强，德国历史学派从寻求本国本民族发展的特殊历史道路出发首先对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提出挑战，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较发达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人去用力，德国要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开始广泛的经济统制，制定鼓励、促进、扶持卡特尔的《卡特尔规章法》；战后更突破“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意思自治”以及“契约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则，颁布大量的国家权力介入经济生活的法令，诸如1919年《煤炭经济法》、《碳酸钾经济法》。(6)而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则彻底粉碎市场万能的神话，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凯思斯革命。英国学者凯思斯（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大危机与大萧条主要由于心理规律造成有效需求不足(7)，特别是对投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是引起“资本边际的效率”的“突然崩溃”的导火索，因此国家应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实行赤字财政，举办公共工程，通膨胀的手段实施反周期的政府干预。英国1944年发表的《就业政策白皮书》正式选择凯思斯主义为指导思想，1945年《塔夫脱——拉特克列夫修正案》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不平衡预算的赤字财政思想。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凯思斯主义被奉为官方哲学，国家干预为中心政策体系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全面建立，至此开始了近30年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
时至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失业与通胀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思斯理论被重新评价与修正，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自由主张，并形成诸多流派，如美国里根政府的官方经济学——供给学派认为：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够，依据“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只要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就能够自然而然达到均衡，政府只应起监督、协调和政策指导使用；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官方经济学——货币学派从分析货币和货币政策入手，认为凯思斯主义扩大政府权力的财政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不适当扩大，破坏市场经济自我协谐机制；理性预期学派从“经济理性”角度分析，在理性预期状态下，国家实施的任何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无效的，“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经济自由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指出，经济上的任何集体行为都是无效或低效，只有个人分散决策，才能保证经济活动的效率，市场是一种整理分散信息的机制；公共选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布坎南则将政府纳入经济分析框、指出政府不计成本的低效率，自我权力扩张以及官员导租所引致政府陷井的效率损失远大于市场缺陷，因此必须慎重选择政府行为或基本放弃国家干预(8)；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从产权角度出发，肯定国家界定产权和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指出国家权力的垄断性、扩张性是市场经济的侵害者；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派代表萨缪尔森则试图调解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分歧，主张“混合经济”即“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
笔者花费大量的笔墨简述西方关于国家与市场经济理论诸流派的观点，一方面以下分析需要其中的若干理论为工具；另一方面历史证明一国占统治地位经济学主张都势必影响经济法理论与立法实践 (9)。如果概约处理以上各学派的理论分歧，则无外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派系，正是二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变迁，引发了经济法调整对象外延或大或小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经济法调整对象又始终确定的定位于国家与市场经济之间。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理论分析
“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密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一部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不相同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所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10)然而经过近两上世纪的实践和思考，我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也并不总是最有效率,“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客观存在，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垄断(monopoly)和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人类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社会化的大生产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当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能出现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垄断有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与经济垄断之分。自然垄断简单表达是在具规模经济行业中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11)自然垄断者相对竞争对手而言，享有较大成本优势，并且面对无价格弹性的需求，通过垄断定价，获得巨大垄断利润。较合理办法就是由社会利益的代表——国家直接投资经营，以政府定价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经济垄断则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竞争的自我否定，表现为某一企业或若干大企业达成联合对某一种或若干物品的生产销售实行独占或操纵。其结果由于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严重扭曲，导致消费者福利减损，乃至社会福利总量减损的静态效益损失和市场主体丧失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科学管理的动机的动态效益损失，对此通常由国家制定反垄断法和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克服，其中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案（ Sherman Act）及1914年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最为典型，但8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对反垄断立法进行反思，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垄断权力来自于政府的干预。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在研究一些大企业（如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及波音公司）在高度集中市场中，出现了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现象，提出了熊彼特垄断理论，即高技术垄断企业虽然得到了垄断利润，但捍卫技术优势的压力下，其垄断利润处置权是极其有限的，必须高额投资研制开发，于是这些大企业形成技术变革源泉，反垄断法的适用实际是杀掉一个会下金蛋的鹅。(12)
（二）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称溢出效应，即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强加成本或利益，外部性有些是正的（外部经济），有些是负的（外部不经济）。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负效应，其产生社会成本不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因而市场机制无法调解，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强制法律手段对空气、水、噪音等污染、矿藏资源的过渡开采、濒危动植物猎捕等外部负效应行为予以管理控制，但实践也证明，仅仅适用国家的法律规制不一定最有效率，于是诸如税收补贴等经济性手段也被广泛地适用。1990年美国政府依据《空气洁净修正案》，以发行一定数量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的方法，实现了比传统的合令——管制型更显著的效果，到90年代末，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50%， (13)另外芝加哥大学罗纳德·科斯研究成果表明，在生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相互协商谈判，也能实现有效率的结果。
（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公共产品是正外部性的极端，指的是这样一类产品，当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并不导致成本增长，即边际成本为零（非竞争性）；而排除任何人对它的分享则花费巨大（非排他性）。(14)市场机制运转基本要求是收益能够抵偿成本或者成本能够追踪单个消费者，但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需求与供求无法通过市场来定。一般来说，由国家代表整体社会利益，来承担供给者的责任，再以税收的形式取回收益。但现实生活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不如人意，那么是否存在更有效率的供给者呢？新制度经济学派进行有益的探讨，罗纳德·科斯从灯塔问题入手。“灯塔是经济学上一个里程碑，一提起这个诗意盎然的例子，经济学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费困难，这种困难令灯塔成为一种非政府亲力亲为不可的服务。”(15)但是，科斯在其1974年发表《经济学的灯塔》中指出1820年英国全境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建造的，因此完全可以设计发明一整套装置和制度使消费者之间以较低交易费用达成共同付款协议，交公共产品“私有化”。(16)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echanan）就设计了“俱乐部产品”模型，将公共产品消费者由无限约束到一定范围内，产品在俱乐部成员间非竞争、非排他的使用，但在组织外部则具有排他性，成员在俱乐部内部达成支付产品的付款协议，并可采用“以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俱乐部产品的取舍。上述开拓性的研究启示我们，在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有效的供给者，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选择。
（四）信息偏在（Asymmetric information）,或称信息不对称在古典经济学假设中市场主体是具有全面知识和理性，并且在供需制衡下形成的价格能够反映全部市场信息，其实不然，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也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的不对称的信息分布，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因此需要国家的公权力延伸入市场强制打破一方的信息优势，使市场交易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完成。例如：国家针对一般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法》、《广告法》;针对资本市场的《证券法》的强制披露，但在一些领域，诸如医疗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国家干预是无效的。因此有学者设计了职业产权结构，即通过严格市场准入，使医生集体成为社会独立组织，这样外部舆论压力、内部职业道德将有效约束医生的行为。
（五）市场最严重缺陷是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配置问题，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社会不可接受的收入与消费上的差距。亚当·斯密声称，在一支“看不见的手”的导引下，各个人在私利追逐无形中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但如果社会利益中还包括财富公平分配的内容，那么仅仅有无形的手是不够的。首先收入分配反映的个体的生产要素持有量，即可继承的财富和才智等初始禀赋，还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如种族、性别、努力性、健康以及运气等；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物品追逐的是货币选票即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效用最大的需求。收入和消费的差别来自于市场的内在因而不能由市场自我调控而消除，可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国家征收所得税以及遗产税、赠与税等税赋，用向高收入者征收高于低收入者的税款的方法来降低收入的不平衡；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老、弱、病、残及其他需要社会帮助的弱势群体用转移支付形式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费等，但也有学者怀疑国家再分配的效率以及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弱化影响，实质上是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与选择的问题。
市场失灵是国家介入经济领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与市场失灵相同，同样存在政府失灵，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国家行为有时不反映公共利益。传统观念认为，市场与公众利益是根本对立，唯有政府一心为公，然而当公共选择学派学者布坎南将经济人、效用最大化、供求分析等经济学的逻辑假设和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国家决策研究，发现国家并不总是值得信赖的：首先由于个体目标多元化与选举投票制度规则的缺陷效益最大的选择难以达成，同时普通公民无力支付了解政府的成本，那么对政治权力的漠视成为一种理性抉择；其次政府官员也是具有自私性的经济人，他们像在经济市场中一样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7) 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员的利益内在化为政府利益；最后有影响的特殊经济利益集团可能掳获相关政府成员，使国家成为个别集团的利益代表而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践者。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现有制度还不能排除少数官员的自利追求，甚至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膨胀。
（二）国家行为的无效率。在市场组织中每一个经济行为都必须是成本效益核算的最佳结果，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存在特殊标准与要求，由于产品与服务本身的社会性以及国家供给的垄断性，使市场产品难以度量或不能度量；另一方面国家收入来自于税收、国有企业的利润或者其他非价格化收入。因为缺乏硬预算约束和硬市场约束，易滋生资源利用低效率和官僚主义。并且收入与成本在价格基点上的分离也意味着资源配置错误程度增加，即公共资源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不均衡。
（三）国家行为的帕金森定律。新制度经济学派著名的诺思悖论指出：一方面没有国家权力及代理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界定、保障和实施，国家为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的交易费用，社会产生最大化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具有垄断特征和扩张性质，往往是个体权利最大最危险侵害者。 (18)国家权力的扩张性被描绘为“帕金森定律”，即当一个职能部门设立后，其行为目标之一预算最大化，进而支配权力和控制领域扩展，再进而机构与人员编制自动以一定比例扩大，公共领域拓展势必侵蚀私人空间。诚然，并非所有的国家介入都是可非难的，惟介入通常具有自我发展之倾向，而且会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此际或因超出官僚体系所可负荷的能力，或因政治法律规范设计缺陷使原本立意甚佳的国家介入也对民间造成负担，甚而不少为介入而介和的管制更有可能产生劣币驱遂良币之虞。国家介入对我们市场经济社会自主、自律性的发展形成一股阴霾，是一种经常性威胁。(19)
（四）国家行为中“寻租（rent-seeking）”现象普遍存在。“租”这一概念是从地租引申而来的，指由于某种稀缺资源缺乏供给弹性，而给资源所有者带来的报酬与转移使用权之间的级差。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寻租”是指寻求人为短缺资源的租金。从某种意义上进市场中垄断是一种经济租的现象，比较难处理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如价格管制、许可证、关税和出口配额、政府采购等所形成的租，其危害是切断市场上稀缺资源自然趋向最优化配置过程，严重扭曲经济资源的配置，造成社会生产增加非生产的额外成本，包括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以及防止寻租行为的成本。另外，政府官员基于私利，积极运用权利设租、创租、引致腐败盛行，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正如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一定范围内企业与市场并存的原因，企业是一种比市场更节约的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那么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理由，就是国家是一种比市场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经历公权无限扩充年代以后，我们更应记住：只有在一切办法都证明确实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采取国家干预这种永远次佳的办法。(20)综上所述，国家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市场失灵，国家介入可以克服市场缺陷和不足；且国家介入经济成本低于市场失灵所造成资源损失，而经济法调整对象就应是在满足上述条件下，国家介入市场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尽管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界定，但如果排除追求言辞简炼的心理障碍，那么对于如此庞大的经济法律关系体系，则又是相当真实的表述。
三、影响国家与市场经济的两个新因素
（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在现代经济中除了市场和国家以外，还存在其他市场中介组织。在我国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和资信评级机构、公证和仲裁机构等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审查和评价市场主体行为，监督其是否公正、公开原则进行竞争，反对欺诈、调整规范市场；第二类质量检测和计量检验机构、商品检验中心、消费者协会等监督市场活动的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反对虚伪欺诈消费者，保证市场公正交易、公平竞争，稳定经济运作效率；第三类商会、行业协会等自主性市场中价组织，其主要职责依据市场规则制定会规、行规或公约约束成员行为，实行集体自律，反对不公平竞争。(21)中介组织存在发展深刻影响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弥补市场自我运行可能产生不应后果，抑制了企业组织的非市场化行为和不良市场行为，成为市场经济“润滑剂”；另一方面分解政府的职能，抑制公权的无限扩张趋势，保证了市场机机械制作用空间，形成市场“看不见的手”与国家“看得见的手”外的“第三只手”，与之相适应经济法调整对象也发生波动，即扩大了对所立中介组织的法律规制内容，如《证券法》、《公司法》关于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人员的责任规定；又削减一部分由国家法律调控的空间，以业内规则取代法律约束。
（二）经济的国际化。本世纪70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迅速扩大和发展的良好状势。英美等英语国家称之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法国等法语国家称之为“世界化(Mondialisation)。尽管几乎每一国家都存在对这种趋势的利弊得失的不同看法的激烈争论，但现实中他已经改变我们思想观念与生活。市场突破国界成为世界大市场，尤其是计算机、因特网、无线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时空观发生变化，区域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近在咫尺，国内经济秩序必然要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例如我国政府为与WTO 全面衔接，将大量修改、废止国内经济法律法规；而面对日益扩大市场领域，国家统领力逐渐不足，区域性经济组织、超国家经济调节机构、内容广泛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协定纷纷登场，亚洲金融危机已将这一切展示无疑，“阿根延的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真可能引发夏威夷的台风”。涉外经济法必然将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于同一，那么经济法调整对象也将发生适应性的调整。
以上是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对经济法调控对象进行应然性的思考，但不可回避的是经济法发展存在路径依赖(22)，即经济法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法是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法、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必然迁就于现实(23)，例如鉴于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国家在国企改制以及战略性调整中不能单纯地依赖于市场机制，而必须采取超经济的手段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要职能；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本土资源贫乏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是把各不同发展阶段压缩在二、三十年内完成政府推进型，国家承担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机能的重要职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肩负着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需要保护民族工业，甚至扶持国内垄断性质企业集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重要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国家的调控经济的行为中必须包括大量的政治因素，当经济法被适用于调整上述社会关系，这也就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中国特色。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理想与现实的正确认识是发挥经济法功能、延续经济法发展的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闫海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E-mail: sea.yan@263.net
（1） 佟柔·学科经济法论[A]，佟柔文集[C].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56页
（2） 王艳林，赵雄·中国经济法学：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评论,1999(1)
（3） 有学者将该时期作为经济法产生的起点，参见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30-33页.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观察,该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的规模程度与意志表现都不足以定性为经济法。
(4)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23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527页
(6) 漆多俊·经济法[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5页
(7)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决定了消费需求，“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流动性偏好”决定了投资需求，参见朱国宏·经济社会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61页
(8) 廖进球·论市场经济中政府[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69-77页
(9)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经济学分析[M].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9. 277页
(10)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21页
(11) 也有学者认为规模经济仅是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而成本函数的弱增加性(subadditive)才是决定性因素, 参见王俊豪·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354-357页
(12) [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357页
(13)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271页
(14) [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147页
(15) 张五常·卖柑者言[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31页
(16) 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M].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130页
(17) 官员们甚至比一个经理更有条件谋求利益,因为所有者和社会对经理的约束要比政府机构和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约束更严格。参见陈秀山·政府调控模式比较[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36页
(18) 廖进球·论市场经济中政府[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