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
四川省政府令 第236号
《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3月1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省长：蒋巨峰
二○○九年五月八日
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健康发展，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前款所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是指以培训学员的机动车安全驾驶技能及相关知识或者以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的从业资格为教学任务，为社会公众提供有偿驾驶培训服务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发展的统筹规划和科学调控，鼓励和引导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向专业化、规模化、信息化和基地化发展。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基地的建设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纳入当地城市建设规划。
第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应当发挥行业代表、行业服务作用，引导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者加强行业自律，依法经营。
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包括：普通驾驶员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含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驾驶员继续教育培训；机动车教练场经营。
从事普通驾驶员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驾驶员继续教育培训的经营者简称为“驾驶培训机构”；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偿提供训练场地及配套服务的经营者简称为“教练场经营者”。
第七条 驾驶培训机构根据培训能力分为三级：
一级驾驶培训机构可以从事三种（含三种）以上相应车型的普通驾驶员培训，并可以申请从事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二级驾驶培训机构可以从事两种相应车型的普通驾驶员培训，并可以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三级驾驶培训机构可以从事相应车型的普通驾驶员培训。
前款所列驾驶培训机构可以从事相应业务的驾驶员继续教育培训。
第八条 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经营者，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机动车驾驶培训类，下同）和工商营业执照，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具备国家《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资格条件》（JT/T433），并且一级与二级驾驶培训机构教学车辆中汽车总数分别不少于50辆与20辆，每种车型的车辆数不限。
教练场经营者应当具备国家《机动车教练场技术要求》（JT/T434）规定的相应条件。
根据国家对上述标准的修订，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作相应调整。
第九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申请人应当依法向所在地的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经营许可并提交相关材料。
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受理的申请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公示结束后，应当在15日内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进行论证评审，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准予许可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许可决定书，载明经营主体、经营范围、培训区域、落实承诺事项及时限等内容；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专家论证评审的具体办法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条 驾驶培训经营被许可人应当按照许可决定书的要求落实许可事项。无正当理由超过承诺时限未落实许可事项的，原许可机关可以撤回经营许可。
第十一条 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在承诺期内落实许可事项的被许可人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符合条件的教练车配发道路运输证。
第三章 经营规范
第十二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注明的业务种类、核定的培训区域进行招生和培训，统一规范招生站（点），并将招生站（点）设置情况报原许可机关备案。
招生广告应当标明驾驶培训机构的名称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码，内容真实、合法，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第十三条 驾驶培训机构招收培训学员应当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明确培训的业务种类、方式和收费等内容，不采取恶意压价、欺骗学员等不正当手段开展经营活动。
培训费用按照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收取，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公示。
第十四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和培训教材进行培训，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记录》（以下简称《培训记录》），建立学员档案，定期向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送招生和《培训记录》等情况资料，向结业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由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国家统一式样印制。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审核《培训记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培训记录》。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受理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申请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查验《培训记录》，并存入驾驶员档案。
对持《培训记录》申请考试、有弄虚作假嫌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系统中查询核实。经查证不实的，取消考试资格；申请人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考试。
第十六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按规定安装和使用驾驶培训学时计时仪，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驾驶模拟器、电动教学仪等科技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学员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的培养和安全驾驶技能的培训，健全业务经营、人员培训、安全及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确保教学安全、提高培训质量。
第十七条 驾驶培训机构因故停业、歇业的，应当妥善安置已招收学员，原许可机关应当督促驾驶培训机构处理好善后事宜。停业期间禁止招收学员。
第十八条 学员可以自主选择教练员和培训时间，按照教学大纲完成培训学时，参加驾驶培训机构组织的结业考试，对未公示的收费项目及其他违法行为有权拒绝和向监督管理机关投诉、举报。
学员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驾驶培训机构的管理制度，爱护培训设施、设备。
第十九条 教练场经营者应当加强教练场维护与管理，完善服务功能，保证培训安全，提供符合技术条件的机动车教练场用于教学活动，遵守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管理规定。
第四章 教练员与教练车
第二十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应当符合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经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考试合格，取得统一印制并编号的《教练员证》。
未取得《教练员证》，不得从事驾驶培训教学活动。
第二十一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聘用取得《教练员证》的人员从事驾驶培训教学活动。驾驶培训机构聘用教练员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社会保险。
第二十二条 教练员应当随身携带《教练员证》、按照准教类别与车型、使用教练车和驾驶培训学时计时仪及智能卡从事教学活动，及时、准确采集教学数据信息、如实填写《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完成规定的培训内容和学时，参加继续教育与教学质量信誉考核。
教练员不得酒后教学或者让学员单独驾驶教练车，不得索取、收受学员财物或者向学员谋取其他利益，不得为非受聘的驾驶培训机构提供培训业务。
第二十三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对教练员教学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对教练员的教学水平、职业道德、接受机动车驾驶新知识、新技术再教育情况等进行考核评议，向学员公布教练员教学质量排行情况。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对教练员每年进行不少于一周的脱岗培训。
第二十四 条教练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注销其《教练员证》：
（一）提出注销申请的；
（二）年龄超过规定的；
（三）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的；
（四）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负同等及同等以上责任的。
第二十五条 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统一全省教练车车身颜色和标识。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使用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配备副后视镜、副制动踏板、灭火器及其他安全防护装置、具有统一车身颜色和标识的教练车从事教学活动。
禁止使用非教练车从事驾驶培训经营活动。
第二十六条 驾驶培训机构在道路上从事教学活动，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布指定的训练路线和时间。
第二十七条 驾驶培训机构自主决定增减教练车辆，并按照规定办理道路运输证等相关手续。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教练车辆档案，对其定期维护和检测，确保教练车辆性能完好，满足教学和安全行车要求。
教练车维护分为日常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一级维护时间间隔为1个月，二级维护时间间隔为6个月。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驾驶培训机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驾驶培训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全省驾驶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体系，制定量化考核的标准与办法。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驾驶培训机构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考核结果作为驾驶培训机构升级或者降级的依据，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驾驶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次年不得新增教练车。
第二十九条 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教练员脱岗培训进行指导和监督，实行教练员教学质量信誉考核制度，建立全省教练员信息管理系统，依法向社会公开教练员信息。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机动车教练场经营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机动车教练场规定条件的，责令限期整改；经整改合格后符合条件的方可用于教学活动。
第三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实施驾驶员培训学时计时、考试及质量跟踪系统的信息化管理，建立驾驶员培训与考试、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的衔接制度，完善信息互通和监督制约工作机制，提高培训、考试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水平。
第三十二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开投诉与举报电话、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接受社会监督，依法受理和及时处理投诉与举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驾驶培训机构和教练场经营者在经营期间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法定经营条件仍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原许可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法定经营条件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予以降级直至撤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 驾驶培训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核定的培训区域之外设点招生或者培训的；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教学的；
（三）违反第十七条规定停业或者歇业期间未妥善安置已招收学员或者在停业期间招收学员的；
（四）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聘用无《教练员证》的人员；
（五）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使用非教练车从事驾驶培训经营活动。
第三十五条 驾驶培训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设置招生站（点）未备案的；
（二）违反第十六条规定不安装或者不规范使用学时计时仪的；
（三）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对教练员进行脱岗培训的；
（四）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未使用符合要求的教练车的；
（五）违反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办理教练车道路运输证的。
第三十六条 教练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教练员证》，并向社会公告。被吊销《教练员证》的人员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办理《教练员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培训记录》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予以收缴，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驾驶培训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经营及其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一条 外商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独资等形式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同时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等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浅议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
----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与国家现代化的启示
李昌庚
[内容摘要]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吸收西方国家政治文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特定国情而提出的，尽管有些不足，但仍存在许多理性的价值。虽然“权能区分”理论、五权宪法和“以党治国”思想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其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及其立宪政体。我们必须从如同孙中山所言的基于中国国情的“过渡时期”和从孙中山思想的本意来评价其民主宪政思想及其意义。
[关 键 词] 三民主义；民主共和；权能区分；五权宪法；以党治国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奠基人孙中山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思想却是我们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其民主宪政思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加入WTO后的世界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及其国家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民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讨论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功能。
一、三民主义思想
何谓三民主义？孙中山在1923年12月30日关于《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演说中，指出，三民主义，简单地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很显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深受美国总统林肯思想“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影响。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便提出“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1]并且，他在1921年6月关于《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演说中，也提到“林肯所主张的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底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此外，孙中山在其后多次演说中均提到“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与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与民享”的思想相通的基本观点，只不过孙中山结合中国当时一盘散沙、君主专制和民不聊生的国情对林肯思想加以变通形成了“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指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有民族自决的解放权，同时中国需要有一种中华民族的民族正义精神。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其实，孙中山在革命之前所提倡的民族思想是“驱除鞑驽，恢复中华”。虽然，他的这种思想绝非盲目排满，他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的人，便要排斥他，更不是要灭尽满洲民族”，“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以汉人为标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汉人为中心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孙中山后来进一步把这“五族”概括为广义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因此较大程度地体现了族群融合性特点，明显体现了民族思想的进步性。但当时孙中山仍强调中国应该“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满、蒙、回、藏等都来“同化于我”的思想，[4]这种思想仍带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直到后来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国各民族自求解放”等的观点，从而使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愈趋成熟和进步，这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正内涵。当然，孙中山在民族联合问题上，主张民族自决权，提出“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5]对此，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自决权”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给“帝国主义和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以制造民族分裂的借口”。[6]笔者认为有一定的道理，说明孙中山当时并没有完全认清中国特定的国情，但从历史长河来看，“民族自决权”思想体现了历史进步性。不管如何，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对于我们解决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均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所谓民权主义，是指废除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建立中华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孙中山指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7]“主权在民，民国之通义”。[8]《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9]为了保证人民能够行使国家主权，孙中山将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和五权宪法思想（下文将予以阐述），人民享有“政权”的四项直接民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主要通过国民大会和地方自治来行使。政府的“治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侧重于人民如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方面。
所谓民生主义，通俗地讲，是指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的经济生活问题，其宗旨就是“富国”和“养民”。孙中山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0]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措施在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11]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进一步指出，节制资本的同时，又要发达资本，制造国家资本，振兴实业；平均地权，要求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最终达到“耕者有其田”。由此可见，孙中山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要求以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将其工厂和资本收归国有。孙中山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来建立一个均贫富的社会，这应该有一个前提，即像欧美国家那样资本主义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孙中山也不同意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我们认为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含有较多的理性精神，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值得我们今人反思与借鉴。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思想是与当时中国深受满洲贵族专制统治、倍受外国列强欺负和人民生活困难等现实国情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又深受近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三民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国民党及其中华民国的立党、立国之思想，其后直至今天的台湾政权仍受其影响。关于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我国大陆官方及其学者提出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观点。对此，我国台湾学者不予认可。但有一点共识，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政治实践而不断地修正与发展。我们认为，评价一种思想或主义，要避免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当影响。我们应当承认，尽管孙中山后来尤其晚年受到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赋予了三民主义一些新的内涵，但三民主义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孙中山指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为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制度”。[12]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三民主义自身受当时条件所限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在许多方面还是富有理性精神的，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认识到这些要点，对于我们把握今天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孙中山在我国民主政治运动中的历史地位是至为重要的。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其理论不断修正与反思的过程，那么在这过程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应当给予我们一些启发与思考。
二、民主共和与立宪观
在20世纪初期，关于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出现了君主立宪制的改良派和民主共和制的革命派的论战。孙中山则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是随着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思想的形成而最终确立的，他的这种思想既与西方共和主义的传统存在某种联系，同时又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共和”观强调“天下为公”和“道德建设”。受其影响，孙中山在共和国的制度设计中又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尽管强调权力的分工，但其相互制衡功能远远不足；而且渗透了“先知先觉”的贤人政治思想，尽管他认为这是阶段性的。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1911年的辛亥革命建立了当时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而且使民主共和的理念真正付诸实施。孙中山指出：“现在民国的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帝国是皇帝一个人作主的，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13]因此，孙中山始终没有把国家理论转变为阶级国家论，这大概与他奉行“天下为公”的“共和”思想有关。“共和”的内涵在于将共和国的国家视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公共载体，而非专属于个别利益集团或个人；共和国的国家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利益集团或政党的特殊利益。“民主共和”的本质就在于承认社会有种种利益差别及其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分野的前提下，对任何单独的阶层或利益集团绝对政治权利的否定。如果就此意义理解，孙中山的民主共和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中华民国，更在于使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洗礼，从而对中国民主政治运动及其国家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共和国”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与“民主共和”相伴随的便是“立宪”政体。共和国的根基在于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保障，此乃宪政。对此，孙中山早就认识到。早在1897年，孙中山与日本人宫崎寅藏等人的交谈中，就提出：“要在革命之后约法三章”。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即要求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尽管《临时约法》由于受到种种因素影响，当初并没有完全体现孙中山的思想，但要求一国要有一部根本大法的思想则是很显然的。孙中山特别强调民主宪政的共和国社会中，宪法的重要性，他指出，“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14]并指出，“治国首在纲常”，“今者，正式国会、正式政府成立之期不远，尤不能不细心研究，冀产出一最良之宪法，以为立国之根本。”[15]同时，他还指出，“中华民国必有好宪法，始能使国家前途发展，否则将陷国家于危险之域。”[16]等等。为此，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和五权宪法思想，尽管其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下文将予以阐述），但足以说明孙中山对宪法的高度重视以及宪法在民主共和国中的重要性。尽管民国初期的立宪努力由于种种思索未能成功，但这种立宪思想及其制度设计以防止袁世凯等人的专制倾向的做法则是非常宝贵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仍不失有借鉴意义。
三、权能区分理论和五权宪法思想
1、权能区分理论
立宪主义者一般均主张一种有限政府论，、反对全能政府观。但孙中山却提出了一个“万能政府”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孙中山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和以德国为代表的19世纪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希望组建一个由“专门家”管理的“万能政府”；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认识到当时中国国情，即中国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倍受外国列强压迫，民不聊生等。因此，孙中山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摆脱中国弱后的现状。孙中山指出：“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17]
当然，孙中山也认识到，“万能政府”论与当时流行的主流观点“有限政府”论相冲突，也意识到“万能政府”论有可能出现消极现象，即政府无法被人民控制。为此，孙中山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明确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他指出，“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18]孙中山把“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由人民行使，而“治权”则由政府（专门家或贤人）行使，实行“权”与“能”的分开。孙中山认为，要利用有本领的专门家管理公共事务，就不能限制他们，否则容易出现“政府无能”的问题；人民掌握“政权”主要通过国民大会和地方自治来行使直接民权，包括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和罢免权，以此来控制政府的“权”。孙中山认为，“权能区分”理论既能够保障政府的“能”，又能够确保人民通过四项直接民权控制政府的“权”。
“权能区分”理论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孙中山认识到了中国当时“政府无能”和“一盘散沙”的现状，思考如何改变其现状，强化政府力量，同时又思考人民如何管理和控制国家政权的问题，应当说这种探索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权贵能区分”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限定了人民行使“政权”的条件，即只要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就不要限制它。但问题是如何判断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又由谁判断？对此，该理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二是如同孙中山所言，“权能区分“理论就像”刘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即把人民比做阿斗，政府比做诸葛亮，很显然这是儒家思想“贤人政治”的继承与延续，强调了“公仆”道德的重要性。对此，有学者评论到，“权在民众，能在政府，把民众比做刘阿斗，把政府比做诸葛亮，叫人民把一切的权都交给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传下的选贤与能的政治思想之新修正。”[19]
2、五权宪法思想
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同俄国人该鲁学尼交谈中，第一次提出了五权宪法思想。他指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之所以如此，旨在纠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弊端。孙中山认为“三权分立”模式也有缺陷，一切官员由选举和任命产生，在政党控制议会的情况下，难以产生称职的“公仆”，故考选权应独立出来；监督权归属议会，则容易造成议会独裁，以此要挟政府，导致政府效率低下；要么议会太弱小，无法行使监督权，故纠察权应独立出来。后来，他将“考选权”和“纠察权”改为“考试权”和“监察权”。直至1924年孙中山明确提出“权能区分”理论后，五权宪法思想最终得以完备。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是在借鉴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这是孙中山制宪思想的一大特色。
根据“权能区分”理论，国家“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治权”由政府行使，在“治权”内又分为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同时，这五权是一种分工、相互独立以及相互合作的关系。孙中山指出：“把全国的宪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个权，每个权都是独立的……”。[20]孙中山认为，政府的五个治权是五个做工的门径，但分工之后，还要有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目标。因此，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虽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又不同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机制。五权宪法思想实际上是“权能区分”理论的延伸，是在“政权”的前提下的“治权”范畴下的五权，虽然强调五权的分工与独立，但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府无能”，造就“万能政府”。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国民大会理论应当说是在借鉴西方国家民主政治文明结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的一大创举，这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核心所在。孙中山将直接民权引入民主宪政体制的构想是有一定价值的，并且相应的地方自治理论在处理中央核武器地方关系方面仍对我们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五权的分工与相互独立思想对于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五权宪法思想并非是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可操作性不强，它还有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划分的科学性问题，“政权”与“治权”的划分以及“治权”中五权的划分都有待于实践进一步检验。立法权与国民大会的关系、五权与国民大会的关系、监察权独立出来是否合理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二是权力之间缺乏相互制衡机制。在“全民政治”模式的设计下，导致权力配置不合理，过分强调权力的纵向配置，渗透了贤人政治思想，而权力的横向配置不足，容易使五权的分工与独立受到影响，并容易使处于看似权力顶峰的国民大会形同虚设，人民通过国民大会和地方自治行使直接民权流于形式。三是五权宪法思想及其三民主义思想实践过程中，虽然明确了分权、民主与法治的价值目标，但在手段上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集权、独裁与人治的色彩。[21]这很显然是源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下文将阐述），并受制于当时中国特定的环境，希望以超常规的手段推行其三民主义及其五权宪法思想。上述缺陷也给我们后人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消极影响，应当予以反思。
无论“权能区分”理论还是五权宪法思想，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这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当时中国有识之士探索中国民主政治道路过程中的必然反映。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对新式民主政治制度不熟悉的真实写照。对于孙中山而言，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能够在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特定的国情，提出上述理论，已经实属难能可贵，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这种创新精神永远是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四、“以党治国”思想
民主宪政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政党制度。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代议民主制的产物。孙中山的政党思想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初，孙中山竭力反对政党政治，反对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认识到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一些流弊，以及对中国当时国情认识的不足，同时也与他当时竭力主张总统制而反对代议内阁制有关。后来，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了钳制袁世凯等军阀政客，孙中山转而赞同政党政治，并以此基础组建了国民党，极力推崇英美的两党制，以政党代议内阁制制衡总统。孙中山指出，“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政，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22]然而，宋教仁被刺、国会解散、张勋复辟以及段祺瑞破坏约法等，尤其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 认识到政党政治在当时中国难以行得通。再加上苏俄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提出了“以党治国”思想。孙中山明确主张“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23]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在于考虑当时特定中国国情，避免中国一盘散沙，以保证三民主义思想的实现。孙中山指出，“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24]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孙中山认为就必须要有坚强的组织和纪律。三民主义目标成功后，“以党治国”思想的最终目标还是要把政权交还给人民。这便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涵。为此，孙中山提出了“革命程序论”，由“军法→约法→宪法”三个阶段进一步明确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个阶段。“以党治国”思想是“军政和训政”过程中考虑到民众素质低下等当时中国国情所经历的阶段，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推行宪政。在孙中山眼里，“以党治国”思想的“党”已经不是政党政治中的“党”，而是“先知先觉”的“革命党”。这一点实际上在“权能区分”理论和五权宪法思想中均得以体现。当然，孙中山把国民党比做“先知先觉”的“革命党”，这本身就是贤人政治思想的反映，存在着假设前提的缺陷。因此，孙中山已经认识到中国当时国情，希望分阶段完成民主政治建设，但在实践中容易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和一党专政的现象。对此，孙中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也认识到一党专政容易带来党员入党动机不良有违“先知先觉”的“革命党”问题，但他尚未充分实践其三民主义来解决此问题时，他就已经过早离开我们。以至于后来“党化国家”如此强烈，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后来对国民党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和治军等方面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5]
尽管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存在着严重的不良影响，但我们必须从孙中山思想的本意来评价“以党治国”思想及其意义。首先，孙中山结合当时中国特定的国情，提出了革命程序论，“以党治国”思想是其阶段性的产物；其次，“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在于推行三民主义，最终目标实行宪政。我们只有完整把握“以党治国”思想的内涵，才能给予我们正确的启迪，否则教条化地运用这种思想只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综观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虽然“权能区分”理论、五权宪法和“以党治国”思想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其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及其立宪政体。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吸收西方国家政治文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特定国情而提出的，尽管有些不足，但仍存在许多理性的价值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并足以让我们反思。难能可贵的是，作为长期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并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近现代政治家，孙中山从最初的崇拜西方文明，到后来结合中国国情、注重中西融合去思考中国的问题。孙中山批评了那种“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至上”的错误倾向，并指出“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26]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注意到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但并没有因此而主张剥夺民众的民主权利。孙中山认为，“这个过渡时期不同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不能借口民众的智识低下，就拒绝给予他主人的地位。既承认其主人的地位，也考虑到其智识低下的现状……应有良师益友以教之。”[27]孙中山的这种思想火花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很强的启迪意义，尤其对于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改革。当然，孙中山在中西融合、把握中国国情方面仍有不足，在某些方面过分受制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当时诸多现实条件的顾虑而迁就所谓的国情（他担心他的长期国外生活的背景容易被人作为攻击他不顾国情的借口），从而导致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存在诸多缺陷，这是当时中国刚刚摆脱封建帝国而对民主政治制度不熟悉状况下的必然反映，乃是民主政治探索过程中的情理之中。我们必须从如同孙中山所言的基于中国国情的“过渡时期”去评价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不管如何，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以及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我们在缅怀孙中山先生时常常并没有真正把握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内涵。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参考文献：
[1][4][20]《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474、509--510页。
[2] [5]《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1、592页。
[3]《孙中山选集》[M]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6][21] 徐方平、郭劲松主编：《现代化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M]，崇文书局2005年版，第185、273--281页。
[7]《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1页。
[8] [15][16][26]《孙中山全集》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2、2、5、332页。
[9][11][17] [18]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20、346—347、254页。
[10] 曹锦清编：《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12] 吴湘清编写：《孙逸仙先生传》[M]，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4年增编版，第1737页。
[13]《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4]《〈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序》，《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9页。
[19] 钱穆著：《中国历史精神》[M]，台北：国民出版社，民国四十三年版，第9页。
[22]《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23] [24]《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6、282页。
[25] 王业兴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