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资发规划〔2011〕80号
各中央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中央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们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中央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现就加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围绕做强做优、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以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为中心，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为依托，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与国家发展需要相结合。企业科技创新活动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将国家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统筹创新布局，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引领和骨干作用。
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要把握企业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加强科技规划导向，确保组织机构落实、科技投入增长和重要研发平台建设。要努力突破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激发科技创新体系中各要素的创新活力，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
坚持立足当前和谋划长远相结合。要围绕主导产业，针对制约企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确定科技创新方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满足企业当前发展需要。要结合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着眼提升长远竞争力，注重前瞻性、战略性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强技术储备，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坚持掌握核心技术与提高系统集成能力相结合。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重点领域，集中优势资源，实现重点突破，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要注重系统集成能力的提升，完善企业功能和业务链，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增强工程化能力，实现从单项技术创新向系统化、集成化创新的转变。
（三）总体目标。通过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到“十二五”末，中央企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科技投入稳步增长，创新体系和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一批中央企业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在部分领域实现从技术跟随到技术引领的跨越。
科技投入稳步提高。基本建立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科技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2.5%以上，其中研发投入的比重达到1.8%以上；制造业企业科技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5%。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部分创新型企业达到或接近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
研发能力明显增强。建成一批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和试验基地，国家级研发机构达到340家以上，工业企业普遍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大幅提升。研发周期明显缩短，研究开发成功率、新产品产值率居行业先进水平。
科技创新体系更加完善。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式科技创新体系基本确立。企业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清晰、定位准确。科研组织架构进一步健全，科研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研发运行机制高效顺畅，科技人才队伍结构合理，科技成果转化高效，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良好的企业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基本形成。
科技创新成效显著。重点行业的一批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核工业、航天、航空、新能源、新材料、信息通信及智能电网、油气勘探、高速铁路、海洋工程等领域的一批科技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产业化和工程化。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累计拥有有效专利数明显增加，专利质量显著提高，2015年发明专利授权量较2010年翻一番。
二、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的重点任务
（四）加强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管理。企业要将科技创新作为集团公司发展的核心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坚持突出主业的方针，确立企业科技创新的发展路线，制定科技发展规划，依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明确科技工作的目标、方向和任务。加强重点产业技术领域研究，确定重点科技专项和优先发展技术项目，切实做好科技规划的组织实施和跟踪评价。创新型（试点）企业要加强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全面对标，制定并落实创新型企业建设方案。
（五）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研发体系。建立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研发体系，明确集团公司、子（分）公司、基层技术研发部门在创新链条中的职责定位，形成工艺及技术开发、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相配套的梯次研发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建设和科研基础条件建设，提升试验研发手段。有条件承担国家重点研发任务的企业，要做好国家级基础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积极探索高效顺畅的研发运行机制，推动研发、设计、工程及生产的有机结合，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组建“中央研究院”。转制科研院所要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打造行业共性技术平台，更好地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
（六）优化配置企业科技资源。进一步加强企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实现内外部资源有机结合。加大内部科技资源整合力度，着力解决企业科技资源分散、专业交叉重叠和技术重复开发等问题，完善创新链条，实现科技力量的有效协同。积极利用外部科技资源，通过合作研发、委托研发、并购等方式获取创新资源。积极吸收利用海外优质科技资源，探索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开展国际化研发。
（七）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围绕企业总体发展规划，按照“创新储备一代、研究开发一代、应用推广一代”的原则，选择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加大投入，组织联合攻关，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鼓励企业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研发任务，突破制约行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引领行业技术进步。重点支持企业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电动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技术研发，取得重大技术成果并实现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八）全面提高知识产权工作水平。坚持科技创新与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相结合，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制定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提升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能力。完善知识产权管理的运作模式和工作机制，推动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的集中管理。保持专利数量快速增长，提高发明专利比重。在主导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形成一大批核心专利与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建立知识产权信息检索、侵权预警和风险防范制度，探索建立“专利池”，有条件的企业要研究专利布局策略。加强知识产权成果运用，重视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提高知识产权成果的资本化运作水平。
（九）加强主要领域技术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发挥中央企业具备的标准工作基础和优势，推动科技创新活动与标准工作的良性互动，支持具有创新成果的企业联合开展标准的研究与制定，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推广。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上升为技术标准，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增强国际标准话语权。
（十）加强合作创新。加强产学研结合，建立合作的长效机制，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健康发展。加强企业间、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创新，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开放式合作机制，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国外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发挥中央科技型企业在行业共性技术和检验检测、认证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更好地为行业发展和中小企业服务。鼓励中央企业间加强合作。
（十一）加强服务创新。建立服务创新技术支撑体系，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综合集成各领域先进技术，持续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制造业企业要加大科技创新和服务创新的融合，实现由产品制造向系统设计集成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企业要围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提高研发、信息、物流等综合支撑能力。
（十二）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加快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创新能力强的科技人才队伍。完善科技人才评价、选拔、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对科技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实行分类管理，健全科技人才技术职务体系。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通过重大科技项目实施及深化产学研合作，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立健全科技带头人和科技专家制度。逐步加大对科技人才的激励力度，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给予特殊奖励。做好中央企业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吸引海内外高层次科技人才。
（十三）进一步提高科技管理水平。健全科技管理制度，完善工作流程，提升科技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加强科技统计调查分析、技术档案管理、科技情报、知识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加强技术经济等软科学研究，准确把握创新方向，提高科技管理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加强创新模式与方法的研究，提高创新效率。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改进科技管理。推广先进科学管理方法，加强科技政策的培训与交流，增强科技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对创新政策的把握和理解。做好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信息平台的建设与管理，促进中央企业之间科技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十四）加强企业创新文化建设。积极开展群众性创新文化建设活动，鼓励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调动群众积极性，群策群力，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大力弘扬敢于创新、勇于竞争、诚信合作、宽容失败的精神，着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文化氛围。把鼓励创新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企业家开拓创新精神，培养研发人员潜心研究、甘于奉献的精神，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热情和活力。
三、推进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政策与保障措施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要把科技创新工作摆在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突出位置，加强和改进对科技创新工作的组织领导。企业领导班子要将科技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领导班子中要有专人负责科技创新工作，明确分工，落实领导责任。企业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从战略高度认识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加强创新理论知识学习，提高工作的自觉性。科技、规划、投资、财务、人力资源、法律等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采取有效措施，明确并落实责任，形成合力，推动重点科研任务的落实。切实加强对子企业创新工作的分类指导与监督管理。
（十六）建立健全科技组织管理机构。加强科技管理组织机构建设，做到机构编制落实、制度健全。根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需要，设立专职科技管理部门，明确职责定位。大型企业集团要发挥科技部门专业管理优势，强化统一管理，提高集团公司科技管控能力。加强科技决策的科学化和程序化，根据需要设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等科技决策和咨询机构。企业董事会组成人员中应考虑聘任熟悉科技工作的外部董事。
（十七）完善企业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大改革力度，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建立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企业研发投入随营业收入的增长而不断加大。将科技投入纳入全面预算管理，建立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制度。完善科技考核指标体系，探索将重大科技成果和成果应用与转化纳入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企业赋予科技管理部门一定比例的业绩考核权重。探索建立对骨干科技人员的中长期激励机制，落实管理、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有条件的企业开展股权、期权、分红权等激励试点工作。完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设立科技奖励专项资金，表彰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企业还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完善推动科技创新的有效机制。
（十八）进一步拓宽科技投入的资金渠道。在确保企业研发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创新科技投入体制机制，广泛利用社会资金。加强科技与金融的合作，探索利用风险投资基金、企业债券、保险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方式，筹集科技投入资金。优化项目运作方式，提升科技管理水平。推动科技型企业引入民间投资、外资等战略投资者或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十九）进一步加强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指导与管理。结合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积极推进转制科研院所与大企业集团、中央企业之间科技资源的调整重组。组织协调中央企业围绕重大科技难题和行业共性技术，开展联合攻关。研究提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办法，开展创新能力评价。探索并适时开展科技创新奖励活动。建立国资委科技专家库和科技咨询制度。组织开展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的推荐与申报工作。发挥创新型企业的示范作用，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推进企业科技创新交流常态化。进一步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完善与落实，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争取更多支持，为企业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十）进一步完善国资委支持中央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在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进一步完善将中央企业研发费用视同业绩利润的考核政策，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规范中央企业科技投入口径、范围。根据企业主业特点，强化对科技投入和产出的分类考核；根据创建国际一流企业的要求，研究提出进入A级企业科技投入的基本条件。探索建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中长期激励机制，在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上市公司中开展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等激励试点；在符合条件的科技型非上市企业，开展分红权激励试点。对科研设计企业在工资总额方面实施分类调控。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以资本性支出为主，重点支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创新活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孟奇勋
[内容提要]：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不仅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未予以明确规定，在学理上也较少引起关注。然而，这类保护由于此类实际问题（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的存在而不可避免。死者的名誉因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声誉等因素仍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因此对它的法律保护也显得很重要。在实际中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
[关键词]：死者名誉 法律保护 阻却违法事由
近几年来，有关死者名誉的案件不断传出，比较著名的有海灯法师养子范应莲、王洛宾的儿子、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等。最先提出死者名誉权问题的是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她于1987年起诉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小说的《今晚报》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案件受理后，有关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死者是否有名誉权？最高法院在回复中明确表示：“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有权向法院起诉。”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这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新的课题，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在《解答》之五指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1]
一 、对死者名誉保护的学说
死者的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2]一个人生前追求的好的名誉，在死后能长时间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为人们所仰慕效仿，因此，一个人的名誉并没有因生命的消失而死亡，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保护的依据是什么？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名誉权说。这种观点 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身体权等这种观点被我国一些法院所采纳，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近亲属基于死者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受到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1988）00字号第52号复函中指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保护。
第二，准名誉权说，此种观点认为死者不能像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身体权，因此不能基于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但为保护死者生前利益，可适当参考胎儿利益的规定，视死者为生存，享有准名誉权，其名誉不容损害。[3]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名誉权，而是由法律创设的，不可由死者享有。
第三，死者遗族利益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的规定，将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延伸到死者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逝去亲人的怀念和哀思，是生者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其中所体现出的人性的光辉，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故其名誉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遗族利益，其近亲属也会因死者名誉的受损而感到愤怒、痛苦抑或不安，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或利益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4]
第四，死者名誉说。此种观点区别了名誉和名誉权的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一部分，随自然人的消亡而消亡，而名誉作为社会对某人的评价并不会因其死亡而立即灭失，还可能在社会成员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对死者的名誉也应视以同样的保护。[5]
二、与有关学者的商榷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二种观点都肯定了死者享有民事权利。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也容易导致民法理论的自相矛盾，在法律上，不可能有无主体的权利，死者既然不是权利主体，也就当然不享有名誉权。准名誉权认为死者不具有权利能力，却又享有法律创设的准权利，这本身就有牵强之嫌，也是与主体制度相矛盾的，故无国多数学者不同意此两种主张，死者遗族利益说是我国民法界的主流观点，但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从实践中看，损害死者的名誉与其近亲属的名誉的受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更何况如果死者没有近亲属，就更谈不上对近亲属名誉的影响问题。其次，从举证责任上看，“谁主张，谁举证”，死者遗族必须有充足理由证明自身名誉因此而受损，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也就很难说明被告的侵权行为早成对遗族利益的毁损。而名誉说认为保护的是死者生前利益的延伸，它固然做到了对死者名誉的周全保护，但对死者家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公益的破坏却缺乏有利的保护措施。
笔者个人认为，死者无人格权，故不存在所谓对死者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的保护。基于死者而产生的人格权纠纷，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对待：
第一，侵权行为损害死者亲属的利益。此时，权利主体是死者亲属。在学理上，非财产损害依损害行为是否直接触及加以区分．可分为直接的非财产损害与反射的非财产损害，反射的非财产上损害，倘依法得请求赔偿时，赔偿请求权人所请求赔偿的乃是自己所感受的痛苦与损害，而非替他人主张权利。[6]侵害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间接地侵害到死者的亲属，导致了死者亲属的精神痛苦，从而侵犯了死者亲属的人格权。所以，此时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亲属的人格权，并不是死者本人的人格权。在行使诉讼时，诉权主体也就是死者亲属本人，实体权利主体与诉权主体是统一的，并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难点。最高人民法院(1988)民他字第52号复函及(1990)民他字第30号复函中均认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依法保护，但实际上案件中提起诉讼的又是死者的亲属，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第二，对死者生前人格利益予以侵害的行为可能同时损及社会公共利益，此时，应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而提起权利请求和诉讼主张。这时便涉及行使权利的代表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任何个人，任何机关、组织均可行使；执法机关亦可在其认为必要时主动干预。
总起来说，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质言之，法律对死者“人格”的保护主要是从维护公序良俗及保护现存社会关系参与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两者一方面统一于整体的权利保护体系中，另一方面又有所区别。比如，为社会利益的保护．可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诉权主体的限制；而死者亲属的权利的行使，则可能受到法律规定的期限的限制且只能由权利受到侵害者本人行使。
三、对死者名誉侵害的具体行为
在实践中，对死者名誉的侵害主要表现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两种。
（一）直接方式：即以直接毁损的方式强加与死者尸体，使其物理方面的特征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类行为主观上多为恶意，不仅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性，也造成对死者名誉的严重损害，主要有以下表现：
1、故意损害尸体。如吉林省深江市某宫姓公民先后两次切割女性尸体的乳房、生殖器，以满足变态的性欲。另外，一些人为泄私愤，将某人的尸体进行当众鞭打，或剥光衣物以示羞辱，都构成对其名誉的侵害。
2、非法利用尸体。某些医院在没有得到死者生前同意或其近亲属同意，利用公安机关委托解剖尸体鉴定之机，进行教学，擅自摘取内脏制作教学标本或是将尸体上的器官高价出售给病患者以谋取私利。
3、盗墓盗尸行为。我国传统认为“入土为安”，因此任何对坟墓进行损坏或盗墓盗尸行为都被视为大忌，对死者的名誉也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死者遗族利益和社会公德。
4、其他的侵害尸体的行为，如非法陈列尸体、殡仪馆错误火化尸体，不准尸体入葬等。
（二）间接方式。即不给尸体以实体的损害，但以抽象的方式造成死者名誉的降低等。主要包括侮辱、诽谤、揭露隐私等行为。
1、侮辱行为。即用暴力或其他方式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主要有语言侮辱和文字侮辱。语言侮辱是用语言对尸体进行辱骂，使尸体蒙受耻辱，名声败坏。行为作出一定的姿态表演有辱尸体名声的，也属此列。文字侮辱是通过书写文字、图形对尸体进行的侮辱，如书写、张贴大字报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只有侮辱造成一定影响后，才能认定为侵害受害人名誉的行为。“一定影响”即指影响受害人在公众中的社会评价。
2、 诽谤行为。即因过错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期特点是捏造虚假事实并予以传播，若所言属实，则只能视为批露事实，可能侵害到他人的隐私。对死者的诽谤多表现在对其生平进行造谣生非，影响其社会公众评价。[7]
3、揭露隐私。即揭露死者生前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中的一些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事情，造成死者社会评价的降低，一般构成对死者名誉的侵害，但新闻工作者依职权对死者生前进行评价的，不在此列。
四、侵害死者名誉的法律责任
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其责任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返还、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追究责任上应采取特殊诉讼方式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61条规定：“公民死后，其名誉受到侵害，使其配偶、父母、子女或其他有关人员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可以提起诉讼。”当然在死者没有近亲属时，人民检察院可作为诉讼主体来维护死者名誉。下面对这几种责任方式分别阐述。
（一）停止侵害。死者近亲属有权要求行为人停止正在进行的侵害。例如对具有诽谤性的书刊正在发行，有权要求停止发行或予以销毁。应当指出的是，停止侵害还包括防止侵害，即阻止某些即将发表或传播的诽谤性作品，此种请求权的行使对防止损害的发生十分必要。
（二）返还。在某些情况下，对尸体名誉的侵害还涉及到对死者身体的损害，死者近亲属得行使返还请求权。有学者认为“公民死之后，其所有的尸体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他人损害以及非法利用该尸体即为侵权。”[8]即把尸体作为一种特定的“继承之物”，它不同于一般财产返还请求。
（三）赔偿损失。非法使用尸体的，应向死者的近亲属进行经济赔偿。非法移植死者器官的，应按移植器官的一般补偿标准进行赔偿。非法利用尸体进行教学、科研的，也应予以赔偿。如果因侵害死者名誉而给死者的近亲属造成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的，应给予近亲属以精神损害赔偿。[9]
（四）恢复名誉。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再成死者生前名誉的毁损，只有令加害人承担恢复名誉之责，才能彻底根除损害名誉的直接后果，在适用这一形式时，应当注意（1）必须证明加害人的行为让死者名誉受损。（2）恢复名誉的具体措施视侵害行为及造成后果来决定。（3）适用应当及时。
（六）赔礼道歉。可采取口头方式，也可用书面形式，刊登于报刊上或张贴有关场所，主要是对死者的一种慰藉，使其受损的名誉得到恢复，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对死者近亲属的安慰。
五、侵害名誉的阻却违法事由
阻却违法事由是指，某些行为虽侵害了死者的名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将其视为一种合法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行为经公民生前同意。即死者生前以遗嘱或其他方式明确作出自愿承担某种损害后果的意思表示。例如公民生前表示死后将遗体用于科学研究事业，其近亲属不得主张返还、恢复原状等。死者生前的同意作为阻却事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死者生前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可以单方声明，或是签订免责合同等，但必须明确表示，不得适用推定。第二，必须是出于资源，凡因欺诈、胁迫、趁人之危、重大误解等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视为同意。第三，行为人的行为必须限定在同意的范围，例如死者生前表示捐献角膜，但行为人却趁机摘除其他器官、组织，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内容真实。指行为人言词的主要内容真实，符合实际。根据德国法，原告要行使恢复名誉的请求权，被告要免除其责任，就不许证明其言词是真实的。[10]在实践中，有关机关或个人基于扬善惩恶，对死者生前事情作客观、公正的评价，只要非恶意散布有损死者的言论，不构成对名誉的侵害。但如果擅自揭露他人隐私或无任何根据而大肆指责他人的道德品行方面的严重问题，则可能发生侵害名誉与侵害隐私的竞合，不能据此作为抗辩事由。
（三）正当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属新闻自由的范畴，它是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措施。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死者生前的恶行大加批露，以警示后人，只要主要事实符合客观实际，善意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而非故意地贬损死者的名誉，即使个别细节上稍有失真或遣词造句不当，一般不认定为侵害死者名誉。
注释：[1]参见《人民法院案例》（总第三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版，第97页。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3]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第134页。
[4]王利明，杨三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5]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第57页。
[6] 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7]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1期，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