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刑诉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还通过增设财产保全措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和解程序等制度来维护被害人的经济权益，但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获得法律帮助权、诉讼代理人的介入时间及其阅卷权等关键性权利的限制和缺失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而且新刑诉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更为倾斜，进一步造成了当事人双方的权益保障失衡。新刑诉法首创的上述一系列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中也很可能不利于被害人充分维护其经济权益。针对以上问题，有必要通过法律框架内的机制完善和制度创新加以解决。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确立了人权保障原则，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的人权保障，为此新刑诉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还通过增设财产保全措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和解程序等制度设计来维护被害人的经济权益。但从总体上看，新刑诉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更为全面、深入，进一步造成了当事人双方的权益失衡，新刑诉法首创的上述一系列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中也可能不利于被害人充分维护其经济权益，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亟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本文拟从新刑诉法对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不足之处以及完善建议三个层面就如何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展开深入探讨。
一、新刑诉法关于强化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
（一）增加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
新刑诉法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96刑诉法）的基础上，更多地赋予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积极参与诉讼的权利，主要表现为：
1.赋予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权及相应的复议权
96刑诉法确立了被害人对于参与案件办理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及参与法庭审理的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具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还有权申请复议。但上述规定只赋予被害人本人具有申请回避权和复议权，这意味着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其行使上述权利。为了使被害人更好地行使上述权利，新刑诉法增加规定诉讼代理人也有权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2.赋予被害人向检察院陈述意见的权利
根据96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是否听取了意见是难以审查的，这一规定往往流于形式。为保障被害人的上述权利，新刑诉法增加规定，检察机关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时，必须记录在案，对于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交书面意见的，必须附卷。
3．赋予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的相关诉讼权利
根据96刑诉法确立的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的一系列诉讼权利。新刑诉法还进一步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法庭审理中有权申请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有权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从而更好地保障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的相关权利。
4.赋予诉讼代理人及时获得判决书的权利
根据96刑诉法规定，法院有义务在宣告判决后五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及时收到判决书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影响到其请求抗诉权等权利的行使。为此，新刑诉法增加规定，一审判决书除送达被害人外，还必须同时送达诉讼代理人。
5．赋予诉讼代理人对司法机关阻碍其诉讼权利行使的申诉、控告权
96刑诉法颁布实施后，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司法机关阻碍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行使相关诉讼权利的情况，这对于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益是非常不利的。为此，新刑诉法特别规定，诉讼代理人认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
（二）为保证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确立了一系列措施
1．建立并完善了查封、扣押、冻结加害人相关资产的措施
对犯罪人的涉案资产及时予以固定，以防止其转移资产，是保证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的重要措施。为此，96刑诉法第114条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应当扣押，但与案件无关的物品不得扣押。但这一规定引发了两个问题，一是并未涉及勘验、搜查的其他侦查活动中，往往也需要及时扣押涉案财物，二是扣押严格来说只是适用于可移动的动产，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涉案房屋等不动产，就必须予以查封而非扣押。新刑诉法第139条对此作出了完善，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应当查封、扣押。
96刑诉法第117条还规定，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犯罪嫌疑人的资产早已不限于存款、汇款，还可能包括债券、基金、股票等。另外，在司法实践中，有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不愿意积极配合公安、检察机关查询、冻结涉案人的相应资产，这一情况在涉及跨省查询和冻结时尤为严重。为此，新刑诉法第142条规定，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2.增设了财产保全措施
如前文所述，我国96刑诉法逐步建立并完善了查封、扣押、冻结加害人相关资产的措施。但是上述措施都有一个预设前提，就是相应资产必须是与案件有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资产与案件有关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除非有证据证实相应资产是被害人的被侵占财物，或是犯罪人非法处置被害人财物后转换形态获得的资产，或是用于犯罪活动的本人财物，否则就只能视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资产，如果没有办法查明涉案资产的下落，犯罪人的所谓合法资产又无法予以查封、扣押、冻结，就很难保证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在财产型犯罪中，犯罪人原本就是以侵财为目的，在实施犯罪的同时，往往会以各种方式销毁犯罪痕迹，要证明犯罪人的相关资产就是涉案资产，面临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如果经查明在客观上有条件予以查封、扣押或冻结的相关资产是犯罪人正当所得的合法财产，但其非法侵占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挥霍或转移，此时若对其合法财产部分不能采取相应的权利限制措施，同样会不利于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为此，新刑诉法第100条规定，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检察院可以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这一规定首次将民法上的财产保全措施借用到刑事诉讼领域。这意味着，财产刑犯罪中的被害人可以通过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对与案件无关的犯罪嫌疑人其他财产也能予以查扣和冻结，从而尽可能保证经济赔偿的实现。
3．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在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因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等原因致使案件无法审理的，该如何处理其涉案财产，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权益也极易受到损害。为此，新刑诉法专门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其中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在逃匿后经通缉一年仍不能到案的，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发出公告。除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外，其他利害关系人也有权申请参加诉讼。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相关利害关系人有权对上述裁定提出上诉。
（三）通过刑事和解程序确立了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协议赔偿的原则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司法实践中都普遍出现了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直接签订经济赔偿协议，被害人表示对加害人予以谅解，检察机关据此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或是在起诉后提出从轻处罚建议的做法。新刑诉法首次将上述做法吸收进来，单独设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根据这一规定，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财产型犯罪被害人可以与加害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直接达成经济赔偿协议，检察机关可以据此决定不起诉或者在起诉后向法院作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二、新刑诉法对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不足
（一）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不足
1．仍未明确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被害人是否都具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根据96刑诉法的规定，只要是有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就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却将物质损失限制为人身权利受到侵犯以及涉案财物本身受到毁损所产生的物质损失，前者仅仅限于暴力犯罪，而后者只包括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极少数罪名。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财产型犯罪的被害人被剥夺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直接违反了96刑诉法的规定。事实上，正是为了克服这种明显的违法嫌疑，在此次新刑诉法修订过程中，有一种意见明确提出要将刑诉法中关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由“因犯罪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表述修改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以图为司法解释的相关限制作合法化的背书，但这一意见在新刑诉法的定稿中并未予以采纳。[1]而另一方面，新刑诉法也不愿意直接否定上述司法解释的内容，采取了回避问题的立场，仍旧沿用了96刑诉法的相关表述。新刑诉法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刑事审判参考》发布了相应的指导性意见，认定上述司法解释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仍然有效。[2]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被害人事实上被剥夺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利的局面并未改变。
2.被害人仍然无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如前文所述，新刑诉法仍然沿用了96刑诉法的规定，明确被害人只能就物质损失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刑事被害人有权获得的经济赔偿范围远小于民事侵权行为中可以获得的赔偿范围。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则进一步规定，即便被害人另行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其赔偿范围也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财产型犯罪中的被害人来说，追缴返还和责令退赃的范围同样也仅限于物质损失。
（二）在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方面具有明显不足
1．新刑诉法造成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在获得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失衡
为体现保护人权的宗旨，新刑诉法大幅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其中第3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首次确立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援助机制。但是，新刑诉法却没有同样建立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财产型犯罪中的个体被害人，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拮据的被害人，在被犯罪嫌疑人非法侵占财物之后，经济陷于困境，根本没有能力聘请诉讼代理人，其自身由于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其相关诉讼权利完全不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害人对其权益的维护。新刑诉法的上述规定，显然没有能够认识到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具有同样的司法需求，并造成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相关诉讼权利的失衡。
2.新刑诉法造成诉讼代理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权利失衡
（1）诉讼代理人介入诉讼的时间明显滞后于辩护律师。
新刑诉法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从96刑诉法规定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至侦查阶段，即犯罪嫌疑人从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从侦查开始阶段就有权向犯罪嫌疑人询问相关案情，并向其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但新刑诉法对于诉讼代理人介入诉讼时间却没有作出相应调整，也就是说，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才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这进一步造成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权益的失衡。对于财产型犯罪中的被害人来说，由于关键的追赃等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侦查阶段决定的，所以诉讼代理人介入时间滞后会对其造成不利的影响。
（2）诉讼代理人没有查阅案卷材料的当然权利。
新刑诉法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还对辩护律师阅看案卷材料的权利作出了调整，将％刑诉法中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阅看技术性鉴定材料和法律文书修改为可以阅看所有的案卷材料。但新刑诉法却没有相应规定诉讼代理人是否也有权和辩护律师一样阅看所有案卷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颁布的2012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6条明确规定，诉讼代理人要阅看案卷材料的，必须经过检察机关的许可。这就意味着诉讼代理人并没有要求阅看案卷材料的当然权利，其是否能够阅卷，决定权在于办案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许可才能阅卷的规定，往往就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诉讼代理人的阅卷请求将很难获得同意。也就是说，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仅仅相当于辩护律师之外的公民辩护人，甚至还不如96刑诉法中辩护律师所具有的阅看部分证据材料的权利。显然，新刑诉法单方面增加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却对被害人的对应权益维持不变的做法，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权益失衡。
（三）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获取法律文书的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保障
新旧刑诉法皆规定，起诉书应当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却没有规定必须同时送达被害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起诉书应当由法院送达当事人，按通常理解，当事人应当包括被害人，但该解释却同时规定起诉书应当一式八份，增加一名被告人的，增加五份起诉书，并没有为送达被害人留出充分余地，而且96刑诉法本身也没有规定要送达被害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只是将起诉书送达严重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但在财产型犯罪中，尤其是对于涉众型财产犯罪，法院很少会将起诉书送达或以其他形式告知被害人。关于判决书的送达，虽然96刑诉法就已明确规定判决书必须送达被害人，新刑诉法还进一步要求同时送达诉讼代理人。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一旦发生死亡、失踪、改变居住处所等情形的，其本人或其近亲属往往就无法及时获得判决文书。而在财产型犯罪中，由于被害人无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因此判决书需送达诉讼代理人的新规定对于大多数财产型犯罪被害人来说也缺乏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被害人已死亡的案件，新刑诉法规定其近亲属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因此其近亲属也理应具有获得相关法律文书的权利。但由于新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未明确是否应当将起诉书送达被害人的近亲属，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不愿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被害人的近亲属。由于无法及时获得这些关键性的法律文书，对财产型犯罪被害人维护其诉讼权益也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四）新刑诉法对于自诉程序的制度设计凸显了被害人提起自诉面临的困难
新刑诉法首次正式明确了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在于被害人，但同时新刑诉法却只规定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后检察机关应当把案卷材料移送法院，没有规定被害人是否有权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拒绝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查阅案卷材料，使被害人难以知悉完整的案件情况，而新刑诉法非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通过明确被害人的举证责任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机制下，被害人想通过自诉的形式来维权是非常困难的。
（五）财产保全措施的制度设计不利于被害人充分行使权利
如前文所述，新刑诉法首次设立了财产保全制度，这使得对没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资产系涉案资产的情况下，仍能对该资产采取控制措施，这对于维护被害人的经济权益是有利的。但是财产保全措施的制度设计却存在着明显缺陷，在将来的司法实践中很可能不利于被害人充分行使其权利。其缺陷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被害人难以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采取保全措施必须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根据民诉法，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必须要提供相应财产作为担保。对刑事被害人来说，因为加害人的侵财犯罪行为而遭受了财物损失，在这一损失还没有得到弥补的情况下，若要申请对加害人的财产予以保全，就得要另外拿出相对应的财产作为担保，这对于被害人来说当然是很难接受的。对于因为侵财犯罪行为而陷于经济困境的被害人来说，要让其另外再拿出相应资产作为担保，更是不现实的。显然，新刑诉法在制度设计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刑事被害人与一般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不同情况。其二，财产型犯罪被害人无法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除了法院可以决定采取保全措施外，只有检察机关或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才有权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如前文所述，大多数非暴力财产型犯罪被害人都被剥夺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不可能具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资格。而从新刑诉法的立法本意来看，上文所指的由检察机关提出的申请，主要是为了解决贪污、受贿等犯罪中国家或公共利益面临损失时的申请主体问题，而不是由检察机关代个体被害人申请。即便检察机关可以为不能提起附带民诉的财产型犯罪被害人代为申请，还需要面对检察机关是否同意为其提出保全申请的问题。而且如前文所述，提出保全申请时必须要提供担保，在被害人未能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很难为其提出保全申请。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制度设计未充分考虑被害人的权益
如前文所述，新刑诉法还首次设立了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但是，这一制度设计同样存在着可能不利于被害人行使权利的明显缺陷。
其一，没收程序可适用的案件范围过小。新刑诉法首先界定了可以适用没收程序的案件范围，即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这就意味着，非重大的财产型犯罪中的被害人，即便面对犯罪嫌疑人逃匿和死亡，并且留有相关涉案资产的，仍然无法通过没收程序获得财产权益的保障。从新刑诉法列举的两类案件类型以及限定为重大犯罪的范围界定就明显可以看出，没收程序的制度设计从理念上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其重点在于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时如何予以弥补的问题，个体被害人从中获得的利益只是附带给予的好处。正是因为没有以保障个体被害人利益为核心来设计没收程序，才会产生重大财产犯罪中的被害人可以具有相应权益，而大多数普通财产犯罪中的被害人（其个体财产损失可能比重大财产犯罪中的某些个体被害人的损失额更大）却没有被赋予相应权益这一明显不公的局面。
关于印发《关于保险业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保险业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保监发〔2006〕64号
各保监局、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现将《关于保险业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二○○六年六月十二日
关于保险业依法查处商业贿赂
案件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实施意见》（中治贿发〔2006〕4号）和《关于保险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保监发〔2006〕26号），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工作，推动保险业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深入开展，现就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工作的重要性
商业贿赂违法犯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引发严重腐败问题，败坏社会风气，影响我国投资环境和国际形象。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是治理商业贿赂一项重要任务，是惩治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必不可少的手段。对发生在保险行业一些领域中的商业贿赂违法犯罪案件，坚决查处，依法惩治，有利于营造反对商业贿赂的社会氛围，增强教育的说服力；有利于落实各项规定、措施，增强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管的威慑力；有利于规范保险市场秩序，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查找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漏洞，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从源头上预防商业贿赂的发生。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抓好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工作，抓出成效，为保险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明确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工作的基本要求
查办商业贿赂案件，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加快保险业发展这个中心，服从服务大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既要依法惩治违法犯罪行为，又要保护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要正确把握法律和政策，坚持宽严相济，讲究策略，使少数犯罪分子依法受到惩处，使大多数人受到教育和警示。
加大执法力度,突出重点,从严惩治，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防止和纠正查处案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坚决防止和纠正以罚代纪、以罚代刑。
坚持依法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依法办案要求贯穿于查办案件的全过程，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依法审慎使用办案措施和手段，及时纠正办案中的不当行为和失误。
三、突出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重点
（一）围绕商业贿赂易发多发的领域和岗位开展查办案件工作，重点查处业务经营中发生的商业贿赂案件。
（二）坚决查处严重破坏保险市场秩序和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商业贿赂案件，特别要查处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
（三）严肃查处涉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企业经营活动、谋取非法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要查处利用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的行为。各单位纪委、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在商业贿赂案件中涉及的违纪违法党员和干部。
四、加大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力度
（一）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要充分发挥保监会、保监局、保险公司纪委、监察部门和各单位业务信访举报系统的作用，形成有效的投诉举报网络。结合自查自纠和专项检查工作，发现新案源。各单位反腐败领导小组和纪委、监察部门要根据职责主动介入自查自纠和专项检查工作，了解和发现案件线索。各单位纪委、监察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投诉举报制度，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和信箱，畅通举报渠道。没有设立纪委、监察部门的单位，发现案件线索要及时向上级单位或当地保监局报告。要健全保护和激励机制，对投诉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二）认真排查处理案件线索。要全面清理积存案件，掌握情况，从中理出商业贿赂案件线索。组织力量认真核查自查自纠、专项检查中发现的和举报投诉的商业贿赂案件线索。建立和完善商业贿赂案件查询系统，对所有案件线索实行统一管理，分类登记，在认真核实的基础上确定查处重点。建立健全案件线索移送制度，按照职责分工，归口处理。
（三）坚决查处大案要案。要统一部署，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集中力量，下功夫查处大要案。对具备立案条件的重要案件线索，要抓紧立案查处；对在查案件，要加大工作力度，深挖细查，注意发现并查处串案、窝案和“案中案”。坚决查处和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扩大反商业贿赂的社会效果，形成强大的威慑力，推动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四）积极做好协调配合和案件移送工作。各单位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查处商业贿赂案件。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增强办案合力。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办案联席会议、重要案件协查等制度，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
要加强与司法机关的联系和协作，及时沟通信息，通报情况，对职权范围以外的案件，要及时向有管辖权的机关移送。
五、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
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对保险业商业贿赂行为作出处理，正确区分正常的商业往来与不正当交易行为、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分清罪与非罪。要综合考虑违法犯罪事实、情节、后果和悔改态度等因素，依法作出处理。对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且态度恶劣或阻碍调查的，要从严处理；对投案自首、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赃或有立功表现的，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
六、加强对查办案件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高度重视做好查办案件工作。各级党委、行政“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办案，加强对办案工作的指导与协调，及时发现和解决办案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查处阻力大、情况复杂的案件，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排除干扰。对涉及多个单位的重大案件，要统一组织协调。
（二）严格落实办案工作责任制。要建立健全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办案部门负责人、案件调查组负责人和调查人员分级负责的办案工作责任制。要严格办案考核制度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的，对因重大过失，致使案件主要违法事实失实、证据缺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在办案过程中泄露秘密的，对在办案过程中以案谋私、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的，要依法从严处理，并根据情况，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的责任。
（三）切实提高办案能力和水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办案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拒腐防变能力。加强业务培训，使办案人员掌握经济、法律、科技、管理等方面的新知识，提高查办案件工作水平，增强依法履行职责、正确运用政策、组织协调办案的能力和突破复杂案件的能力。根据需要抽调思想素质好、政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充实办案队伍。
（四）认真开展督促检查。要认真开展对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工作的监督检查。要加大案件督办力度，严格进行办案质量检查。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的职能，保证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工作顺利进行。要完善案件报告制度，下级单位要向上级单位报告查办案件的工作情况，保险公司、保监局要向保监会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案件查办工作的情况，保监会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查办案件工作的监督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