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报刊出版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图书报刊出版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12月25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2年2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三章 出版管理
第四章 印刷管理
第五章 发行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图书、报刊出版管理，促进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范围内从事图书、报刊出版、印刷、发行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鼓励、扶持出版具有思想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的出版物。
一切出版活动不得损害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禁止出版、印刷、发行有以下内容的图书、报刊：
（一）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二）煽动分裂国家、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颠覆政府或煽动动乱、叛乱的；
（三）泄露国家机密的；
（四）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
（五）损害国家尊严的；
（六）破坏民族团结的；
（七）妨碍司法部门依法审理案件的；
（八）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法律禁止刊载的其他内容。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五条 省新闻出版局对本省的新闻出版工作实行管理、指导和监督。县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为本辖区的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行使新闻出版行政管理职权，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第六条 各级文化、公安、工商、税务、物价、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应配合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各自在新闻出版行政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邮政、民航、铁路、公路、航运、轻工、商业等部门，应协助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查处非法出版物和违禁书刊。
第七条 省新闻出版局按有关规定审查认定非法出版物和违禁书刊；各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对非法出版物和违禁书刊进行查处。
第八条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所属印刷企业的管理。
第三章 出版管理
第九条 创办出版社、报（社）、期刊（社），由主办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新闻出版局审核，并按规定报新闻出版署批准，持批准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
第十条 创办出版社、报（社）、期刊（社），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宪法规定的，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宗旨和编辑方针；
（二）有明确的主办单位和县级以上的主管部门；
（三）有明确的专业范围；
（四）有合格的社长（总编辑、主编）和合乎专业要求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
（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和资金。
第十一条 出版社应按国家批准的专业出书范围从事出版活动；报纸、期刊应按批准的办报办刊方针和出版范围从事出版活动。
挂历、年历画、年画和印有文字内容的台历等作为正式出版物，应当由规定的专业出版单位出版。承印上述出版物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报纸增版（增期），应报省新闻出版局审批。
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类正式期刊出版增刊，应按有关规定报省新闻出版局或转报新闻出版署审批；其他正式期刊出版增刊，应报省新闻出版局审批，按规定报新闻出版署备案。
所出增版（增期）、增刊应按省新闻出版局批件中规定的日期、文种、开版（本）出版。其内容必须与本报刊的宗旨、编辑方针和出版范围相一致。
第十三条 出版社更改社名、增加副牌等，应按第九条规定重新办理报批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正式报刊变更名称、改换主办单位、文种等，或停刊后复刊的，应按第九条规定重新办理报批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重新开业手续；其它登记项目的变动，报省新闻出版局审批。
报刊社停刊，应向原申请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向省新闻出版局交回登记证，并向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领取报刊登记证后六个月不能出刊或无故停刊六个月的，由省新闻出版局吊销报刊登记证。
第十四条 出版社制订的年度出书选题计划，经省新闻出版局审批后，报新闻出版署备案。出书选题计划的增补或调整按有关规定报批。
出版单位对国家规定控制出版的和需要专项申报的各类作品，应按规定报批，并按批准的印数和发行范围印刷发行。
第十五条 出版单位不得用书号出版或变相出版报刊，不得用报刊号出版图书，不得转让、出卖或变相出卖书号、报刊登记证。
第十六条 非出版单位因教学、科研或业务需要，编印供内部使用的图书等非正式出版物，经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按使用范围分别报市（地）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发给准印证。出版物上须印明准印证号，并不得在社会上公开征订、销售。
第十七条 非出版单位和个人，不准自行编印图书、报刊出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假冒和伪造出版单位名称、书号、刊号、准印证号等进行非法出版活动，并不得翻印正式出版的图书、报刊。
第十八条 创办内部报刊，应报省新闻出版局审批，申领内部报刊登记证。内部报刊不得进行或参与任何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广告、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单位不得为非法出版物和非正式出版物刊登广告和进行宣传报道。
第四章 印刷管理
第二十条 开办专营或兼营图书、报刊的印刷企业，经所属主管部门同意，报当地县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发给图书、报刊印刷许可证，并经所在地公安机关审查同意，发给特种行业许可证。持上述两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对出版单位委印的书刊实行书刊定点印刷制度。全国书刊印刷定点企业按规定报新闻出版署批准，省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报省新闻出版局批准。
全国书刊印刷定点企业，可承印全国范围内的出版物；省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只能承印全省范围内的出版物。
各出版社、期刊社的正式出版物均应委托书刊印刷定点企业印刷。委托领有书刊印刷许可证的非书刊印刷定点企业印刷，须经省新闻出版局批准。
第二十二条 印刷企业承印图书、报刊，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承印出版社交印的出版物，必须由出版社出具正式发排单、付印单。承印报纸、期刊，必须由报刊社出具省新闻出版局核发的报刊登记证。
（二）承印报纸、期刊的增版（增期）、增刊，根据第十二条规定出具省新闻出版局或新闻出版署的批准件。
（三）承印非出版单位委印的内部图书，必须由委印单位出具市（地）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准印证。承印内部报刊，必须由委印单位出具省新闻出版局核发的准印证。
（四）承印外省出版单位的出版物或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委印单位应持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的批准件和本条第（一）至（三）项规定的证件，到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审批，领取准印证。
（五）承印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图书、报刊，应由承印单位写出专题报告，报省新闻出版局审批。
（六）承印出版单位的出版物或内部图书、报刊，不得擅自加印和销售。
（七）对委印单位的出版物纸型、软片、图版等，不得擅自转让或租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复制或印刷。
第二十三条 印刷企业不得从事出版发行业务，禁止承印非法出版物和具有本条例第四条内容的印刷品。
第五章 发行管理
第二十四条 凡申请经营图书、报刊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领取经营许可证，持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
新华书店、邮政企业和出版单位的发行机构，可按国家有关规定经营图书、报刊的发行业务。
第二十五条 集体书店经营图书、报刊的二级批发业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上级主管部门，并能够独立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二）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书刊发行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
（三）有经营图书批发业务所必要的营业场所、设备和资金，包括与其经营规模、批发等级、范围相适应的流动资金；
（四）有健全的财务制度；
（五）有合法的进货渠道。
具备上述条件的集体书店，应向当地县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经市（地）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新闻出版局批准，领取批发许可证，持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
个体、私营书店（摊）和未持有批发许可证的集体书店不得从事图书、报刊的批发业务。
第二十六条 任何经营图书、报刊批发、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从新华书店、邮政企业、出版单位和持有批发许可证的集体书店进货。不得经营非法出版物、违禁书刊或走私入境的出版物。
出版单位出版的内部发行的图书、报刊，由新华书店和出版单位按有关规定在内部发行，不得公开陈列、销售。
第二十七条 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报刊，不得交集体、个体书店总批发。
第二十八条 经营图书、报刊，不得抬高出版物版权记录页的定价出售，不得强行搭售。
第二十九条 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出版的图书、报刊，由省新闻出版局指定的发行单位经销。图书、报刊的进出口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外省出版单位在本省设立发行机构，应经新闻出版署批准，持批准件到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办理经营许可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从事图书、报刊的出版、印刷、发行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权限依法给予下列处罚：
（一）警告；
（二）没收非法所得；
（三）停印、停售；
（四）封存、没收出版物；
（五）罚款；
（六）停业整顿；
（七）撤销社号、报刊号、吊销图书、报刊印刷、发行许可证。
以上处罚，可以并用。
对本条规定的处罚，涉及出版单位的，由省新闻出版局作出处理决定，并按规定报新闻出版署备案或核准。
第三十二条 从事图书、报刊的出版、印刷、发行活动，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第三十三条 从事非法出版物和违禁书刊的出版、印刷、发行活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出版、印刷、发行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对工作失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视情节和后果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
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行政处罚必须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非法出版物、非法所得和罚款必须开具收据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的非法出版物是指：
（一）非出版单位或个人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
（二）淫秽出版物。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的县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是指省新闻出版局、市（地）新闻出版办公室和县（市、区）新闻出版局或不设新闻出版局的县（市、区）文化局。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的图书是指书籍、挂历、年画、年历画、画册、印有文字内容的台历、地图、图片等。
第四十条 本条例应用解释权属省新闻出版局。省新闻出版局可根据本条例制订有关实施细则，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2年2月1日起施行。本省已颁布的有关出版、印刷、发行管理规定，凡与本条例相抵触的，以本条例为准。
1991年12月25日
从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以江则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曾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思想是指我党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发扬“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样的新要求。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它们的内涵也是一致的，对党的建设和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是相同的要求，和我国正在进行的、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反腐败工作也是一致的。这说明两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有着一致的看法，也说明对党自身的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在于纠正失衡的对权利和权力的配置问题。
权力是统治者的工具，是人压迫人的工具。它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相伴而生，在阶级和国家机器形成之后变得强大。权利是个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被统治者用它来对抗压迫。权力和权利虽然发音相同，却水火不相容。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权利是被统治者的荫庇。权力与统治者和专制相伴，权利与被统治者和民主共生。权力强大的时候，权利是没有保障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统治一切，被统治者的权利可以被统治者的权力无所顾忌地践踏。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人民的权利开始受到尊重，统治者的权力开始受到约束。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机器加以严格的控制，制定了严格而且可操作的法律限定了国家机关的权力，权力的行使有着明确的尺度，这使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挣脱封建权力束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识到权力对民主和人民权利的威胁，认识到限制权力对维护人民权利的重要性，于是建立了宪法。宪法的产生原本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权利。所以，评价一部宪法的优劣要看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是否有效，是否能够有效限制权力从而保障民众的权利。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的宪法还有明显的不足，它所规定的人民的权利缺乏有效的保障，许多权利还只是停留在字面上，人们常常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去实现这些权利。而政府的权力在中国却几乎是无限的，政府官员有时甚至可以不受限制的行使权力而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政府是行使权力还是承担责任，有些人认为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讨论，实际上这是对政府的定位问题，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重要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政府行为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看到的同一事物的两面。这是不正确的看法，它忽视了对主次的区别。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宪法的授权，而从宪法的产生和功能来看，宪法的首要职责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它对政府授权的目的是要政府保障民众的权利，所以说政府从事某一行为是因为其享有权力不如说是因为其要履行职责。对这一性质的正确认识有助于防止政府行为的失控，防止政府成为践踏人民权利的工具。而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用“职责”代替“权力”对于正确阐释人民的民主地位，正确阐释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要更加准确一些。
对政府职责的定性在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封建历史，并且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的教育，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有不少人还会认为政府像封建时代的官府一样，是行使权力的机关。在新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程度要更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更不应当有丝毫权力意识。我们平常所常说的服务意识，实际上就是以职责为本的。但在现实中，政府对自己的定位，甚至群众对政府的定位往往不是以职责为本，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常常成为人民权利的侵害者，而且这一现象非常严重，却得不到重视，不能有效遏制，这反映了权力意识在中国深厚的基础。
权力和权利的消长决定着民主的发展，在今天的中国，民主建设还只是刚刚开始，民主意识还很淡薄，培养民主意识，健全民主制度，是全体中国人的艰巨任务，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从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角度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中国的腐败问题，实际上中国的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没有正确把握，干部过于强大的权力和人民缺乏保障的权利是腐败产生的肥沃土壤。
在中国，腐败的产生有现实的背景，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官员的堕落不能仅仅归责于个人。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自然会有适应这一环境的生物生长，甚至会使原本不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生物逐渐适应这种环境。可能会有人对这句话提出不同意见，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要适应原本不适合其生长的环境需要很长的时间，要通过不断地积累基因变异缓慢实现。这些人会说那些走上腐败道路的腐败分子是他的本质决定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你种下的是玉米，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不会长成小麦，社会主义的苗在什么样的地里都长不成资本主义的草。那么我承认前面的比喻不够准确，如果说原本不腐败的人适应腐败环境变成了腐败分子还不如说——物竞天择，不适应腐败环境的人被腐败的环境淘汰，留下的只有适应腐败环境的腐败分子。但是这样的说法会得出结论，有没有腐败和环境无关，这显然是不对的。人之于社会环境和生物之于物质环境是不同的，把再多的人放在月球上，都不会有一个人能适应那里的环境，人对那样的环境没有适应性，但是把一个人从非洲送到美洲，只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对这样的变化是有适应性的，他有可能逐渐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也许有些腐败分子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都会腐败，还有一些好干部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都不会腐败，但这样的人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不那么意志坚定的，在不同的环境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制度更完善，许多堕落的官员原本不会堕落。
中国的问题不能只靠从严处理一些问题干部得到解决，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没有起到作用。我们的反腐败工作目前只是局限于在腐败的环境中拔草，而没有用阳光驱逐腐败环境中的阴暗和潮湿，创造一个不适合腐败生物生存的环境。也就是说，根本的制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应当对当前适于腐败生存的环境加以改变。对于应当作为重点的对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我们着力太轻，而对于相对次要的惩处腐败分子的问题，我们又着力太重。正如前面所说，社会环境影响着大部分人的表现，制度的改革完善会使腐败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对腐败分子的处理也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因素。在刑法中有一个胁从犯从轻处罚的制度，从这一制度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对贪官应当从轻处理。这一结论的现实前提是，现在的政治体制使得享有权力的官吏们可以轻易的腐败，有时甚至不得不腐败。薄弱的监督机制使官吏可以放心大胆去腐败，而缺乏民主的干部制度使官吏为了提升或者维持官位不得不通过违法聚敛好处去讨好上一级官吏而不得不腐败。今天，在一些地方，一个正直的干部不仅不能得到提拔重用，甚至无法在现实社会立足，所以对官员的犯罪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官员自身。从这种角度看，相对于大贪官来说，小贪官可以被视为胁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在这个意义上，对贪官的处罚应当参考他们的级别，级别越高处罚越重。
任何人的基本权利不能被剥夺，任何人也不能拥有不应有的权力，贪官在位时不应有那么大的权力，而下台以后也不能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包括他们的生命。我们不能把反腐败的重心放在处罚腐败分子上面。当然如果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给老百姓看看政府在反腐败工作上的政绩，这样的工作在短时期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真正解决腐败问题，要有效的遏制腐败的发展，铲除腐败滋生的根源，是不能靠这样做来达到目的的。我们现在首要的工作应当是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使普通民众享有应有的权利，使官员不能行使不应有的权力。铲除由于官员过大的权力、民众缺乏保障的权利所致的腐败滋生的土壤。
中国的腐败问题，不能只靠纪律来解决。腐败发展到现在，已经演变成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才能解决。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解决腐败问题只能通过用制度制约权力的途径，使官员不能随意使用权力，使官员没有机会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腐败问题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权力的制度，权力的运行缺乏规范性，使以权谋私可以轻易得逞。
用权力来惩治腐败，表面上看是有效的、并且也有直接和明显的成果，我们可以在报上看到全年又查处了多少腐败干部，省部级干部查处了多少个、地市级干部查处了多少个。但是这是一种割草式的治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中国的反腐败工作轰轰烈烈搞了很多年了，查处了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却没有产生民众希望的效果。查处的官员级别愈来愈高，涉案金额愈来愈大，老百姓身边的腐败现象却愈来愈严重。
权力本身是腐败产生的根源，用权力来反腐败，打掉一个腐败分子，还会产生两个腐败分子，所以腐败分子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一样，愈来愈茂盛。又像浇油灭火一样，腐败愈反愈旺。也可以说，靠权力来反腐败，就像饮鸩止渴，愈饮中毒愈深。
反腐败只能依靠用制度制约权力，控制住滋生腐败的权力，也就从源头上控制住了腐败。制度虽然不是制约权力唯一有效的方法，比如我们也可以通过公开透明地行使权力使权力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来有效地约束权力，但制度是制约权力最有效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其它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必须依靠制度才能行之有效，而且只有依靠制度才能保障它们的存在。
制约权力的制度除了使权力的行使公开之外，还有两项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国外普遍实行的，就是官员的家庭财产公开，组织人事制度透明。官员的家庭财产公开不仅是官员个人财产公开，还包括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公开，包括他们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是民主体制的要求，更是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组织人事制度透明要求民众了解干部任免的全过程，干部任免程序民主，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暗箱操作。这样的制度对于提高干部素质，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是非常有效的。而提高干部素质，使真正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走到领导岗位上去，对于我国目前尚不能完全实行法治，在相当程度上还要靠人治的现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也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问题，是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同时也是反腐败的问题，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根本在于正确处理干部的权力和责任问题，正确处理干部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利的问题，在于建立和完善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的问题。
或者说，解决我们党和国家政治问题的关键和根本在于用能不能有效地用制度约束干部的权力、保障民众的权利问题。
